中国古代确实是严刑峻法，但是我在第二卷书里面，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法律的严峻程度，应该跟什么相关呢？应该跟破案率相关。如果说破案的技术很高明，破案率很高，那么，刑法就应该轻一点。只要你犯罪了，你都能被抓住，刑法就轻一点，量刑适当。如果说破案的技术非常低，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严刑峻法——不一定抓住你，但是抓住你，你就会死得很惨。这样才能起到对社会犯罪的威慑作用。

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案技术很落后，没有指纹技术没有DNA检验，主要就是依赖口供；没有全国身份信息联网，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允许一定的刑讯逼供，必须要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震慑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法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是很大的。跟同时期的西方法制体系比起来，我们要先进发达得多。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为古代的严刑峻法辩护，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恢复古代的那种严刑峻法呢？用凌迟、砍头、五马分尸来震慑犯罪？当然不是。因为时代变了，今天我们的刑事破案技术，刑事破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罪刑相适应，这样也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够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就是可以抵御西方那些极端的轻刑思想。从基础的理论层面来证明，应该对那些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护那些守法的人，保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西方刑罚思想片面地强调轻刑、片面地强调程序、片面地强调保护罪犯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像挪威那种，拿着机枪打死八十几个人的犯罪分子，只判了十几年，还可以住在五星级酒店一样的监狱里面，享受非常爽的生活。这种事情，我们认为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谁要是认为西方就是比我们先进，我们的法律思想就是落后，他们把杀八十个人的罪犯当大爷养着就是先进的，我们就不同意。通过正确的反思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这些错误的做法和思想，更好地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保障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民的权利。

所以说，我们今天重新反思明史、反思中国历史，找出了什么结论？找出的结论不是说我们要恢复皇权。而是有一些新的启示是西方思想不能够给我们的。比如说，中国历史的经验表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官僚体系。只有把这个控制社会最重要资源的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律梳理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这一条西方的历史中就没有，而它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白了这一条，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得是否彻底，并不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国经济越发达。我们先不说这个观点对不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官僚集团的清廉高效？

还有什么启示？比如说，要警惕政府的“文官化”倾向。

这个“文官化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决策者脱离基层实践。一些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仅仅因为他是某个领导的秘书，或者在官场里面人际关系混得很好，就可以让他当上中央大员呼风唤雨。就像明朝“非翰林不能入阁”，不是进士别想在北京当大官，真正一线做实事的人晋升渠道被堵死了，年轻人考中了进士都想着在中央政府里面混，跟中央大员拉上关系就可以被提拔重用，而不是到基层去踏踏实实做出成绩来。如果我们现在也搞这样的风气，那国家就真的要完蛋了。

文官集团，或者官僚集团，不是说你当了官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关键看这个人是以官僚集团利益为重，还是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如果一个官员不贪污不腐败不以权谋私，当然不能说它是文官“集团”的成员。

我们把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之后，就可以更好把历史研究清楚。然后就可以更好地回答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

明朝灭亡之前，那种东南豪强利益集团，打着保护弱势群体，打着给人民减税的旗号，来维护他自身利益。当时明朝的税收，什么辽饷、练饷之类的，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点也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但有钱有权的豪强官僚集团却把税赋转移到底层老百姓头上，然后对上说民不聊生，必须给富商地主们减税。如果今天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不重复明朝和其他历史王朝覆灭的这个历史教训？

此外，从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够保障和平。妥协投降、经济往来都不能保障和平。贸易这个东西是很好的，贸易可以促进和平，但是贸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才能够维护国家的长久和平。仅仅靠对外来的一味地妥协，像宋朝，割地赔款，指望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像明末的时候，东林党为了自己东南豪强的利益，拒绝国家征税，削弱国家军事实力，结果明朝灭亡了，东林党记录的历史里面，却大力鼓吹，说是当时要是跟满清和谈就好了，满清就不会侵略明朝，国家就不会灭亡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宋朝的方针政策好。

这种论调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书里面也通过史料的考证，反驳了这种论调：当时满清对明朝的和谈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它消灭明朝的大战略只跟它有没有实力消灭明朝有关，而跟明朝方面愿不愿意和谈无关。当一个国家政权没有力量抵抗外敌入侵的时候，和谈不过是一厢情愿。

东林党在明朝亡国以后鼓吹“和谈救国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兵部尚书不小心把和谈的秘密信件泄露出来导致的，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说法。本质上是为了推卸掉因为他们腐败无耻而导致亡国的责任。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为了保障和平，靠出卖国家利益搞和谈是没有出路的，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必须具备集中国家资源、形成坚强的国家意志的能力，谁敢对我们使用暴力，我们就坚决以暴制暴，先用加倍的暴力奉还回去，再来谈和平和宽容。这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唯一可靠保障。

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回顾历史所真正希望达到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盲目学习西方，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中发现可以指导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些结论，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真实的目的。

我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