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之所以能够被《明史》认定为是一个大贤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当好和事老、善于和稀泥，能够有效地阻挡皇权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和管理。出了问题，他在皇帝面前能够说好话，让官员们能够生活得比较自由自在，随便贪污、随便兼并土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官员，不管是杨士奇也好、徐阶也好，都被公认为“大贤臣”。

而那些敢于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敢于得罪人，敢于整肃官僚集团，整肃权贵集团的人，就一律，或者是大部分被丑化成奸臣。最典型的就是严嵩、张璁这些人。

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做事情的人，包括皇帝、太监、武将、正直的大臣，都被系统地丑化了。

丑化的效果，在东林党自己看起来，重要就是为了突出东林党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

如果这种丑化仅仅是利益之争，我们还可以不管。甚至说，我就没必要去花这些时间来干这些事。

但是，正是因为一两千年以来的这种“正史”，像《资治通鉴》、《明史》这种记录，儒家文官集团为了集团的利益，改变历史的真实，对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进行系统地丑化。实际上最终是达到了丑化整个中华文化、贬低整个中华文明的这么一个效果。使我们当代人，在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就生活在一群厚颜尤耻的、贪婪好色的、昏庸暴虐的专制皇帝的统治之下，没有任何的个人尊严。这两千年简直就是黑暗的两千年。

整个中华文明，可能偶尔有一点点闪光点，有一些四大发明之类的东西，但是主流是一个黑暗的、昏庸的、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其中被丑化最严重的，恰恰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和平时间最长、经济最繁荣的大明王朝这段时期。

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绝不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正确的历史。它是一部由许多伟大的皇帝、伟大的太监、伟大的武将、伟大的文官和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共同努力，铸就的一部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这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失败，但判断正邪的标准绝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维护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是否让文官们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

儒家文官集团，他们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事实证明他们滥用了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也发挥过极为糟糕的反动的作用。中原政权仅有的两次完整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都是在儒家文官集团全面掌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整体腐败无耻，为国家的豪强权贵阶层的利益服务，为此不惜杀害岳飞、毛文龙这样忠心报国的武将，危害国家国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税收转嫁到身无分文的底层农民身上，自己这个阶层腰缠万贯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钱税收，诱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因为内外交困走向灭亡，而不是亡于外部武器水平低的过、人数少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给中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华文明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地反省。

五、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往前看

有人总结说，我这本书就是“一个经济学博士，为了研究政治问题，写了一本历史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的写作目的最重要的还是有政治上的目的，为促进国家的强大，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们学习西方，学习了一百多年。这个很好。西方有先进的东西就是要学习。但是学习完了之后，如果我们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必须要有创新，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东西。这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们独立的史观。从整理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中华民族独立的灵魂。

研究历史是往后看，但不是为了复古，不是说要再搞个皇帝来管理中国。往后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往前看。

我并不认为研究历史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中华文明真的要复兴，绝对不是说靠吹，说我们历史多么伟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贬低我们的历史，说我们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强盛伟大过，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就是黑暗专制没有创造力的，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如果中华复兴有一个客观的标志，应该是科技复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科学家能够整出来可以颠覆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套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出来，中华文明就真的复兴了。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光指望科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重新反思历史，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在新时代反思中国的历史，是为了从当中找到一些可以指导未来的普遍规律，而不是简单地肯定和效仿以前那些制度变革。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包办婚姻。很多人认为是反动。我也认为它肯定是不对。但是我认为在古代社会，这个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很短，平均寿命30多岁。你看现在咱们中国这个剩男剩女问题很严重。如果古代社会都像咱们一样自由恋爱，大家都到了30岁还不结婚。那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了。没办法传递后代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就应该十五六岁赶紧结婚，剩下十多年的寿命用来把孩子抚养成人，没时间给你恋爱、东挑西选。抓紧结婚生儿育女，形成人口优势，对外要战争，对内要生产。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压抑人的婚姻自主选择。

我讲这个话，是不是说今天我们也应该搞搞包办婚姻？显然我们推不出这个结论来。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均寿命都七十多岁了，你慢慢恋爱，三十四岁结婚都可以。人口太多了，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也不影响大局。历史的合理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说出点什么东西来？那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重中华文明中家庭伦理的价值，要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如果你到深一点的层面去讨论它，我认为从中也是可以找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还有，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严刑峻法这种传统。很多人把中国古代法系，认为是一个没人权、没法制的黑暗法系，整个是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