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即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武帝的儿子八岁登基，受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和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对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武帝留下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个班子的搭配说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后，前几十年这种对外扩张政策能够得以延续。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但是没有。这是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很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云云，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肯定会有这些说法。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武帝当时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显著的“悔过”的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的先例。比如说元朔三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听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的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驰的节奏切换——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事儿，应该是虚假的。在历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过的问题。

那么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考证，它应该是来自一本叫做《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很多史料当中有抄录它的内容。它里面有关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是非常一致的。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讲妖魔鬼怪故事的《汉武故事》这个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这里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是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基本上一打就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动摇。北宋的局面就说明你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