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战略界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美好期望

中印两国一些善良的人士希望能够通过促进双边人文交流和经济互动来改变相互认知，重新建立互信，但这一过程可能会相当漫长，并且效果不佳。而且，人文交流绝不能简化为唱歌跳舞做健身，并且是单方面引进。中印两国已经交往了几千年，印度文化的精华，该吸收的中国古人早就拿来吸收了。

印度外交决策是“小圈子”决策，并不会因为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而改变那些战略界精英的思维定势和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雄心。对于中印关系，印度的战略界精英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说法，并且仍在不断向国际社会散播他们的谬论。

前几天，笔者在孟加拉国达卡的一个国际会议上遇到一位印度著名的大学教授，此公以前曾经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在谈起2020年以来的中印关系时，他又向与会各国学者兜售所谓的“中印两国关系在2019年还非常融洽，不知道为什么2020年中国突然在边境地区增兵，并挑起加勒万冲突”的说辞，与我2024年4月在新德里听到的印度战略界高层的说法一模一样。

加勒万冲突现场，印军悍然越线挑衅

于是，我跟他说起：

2014年和2015年，由于中印两国国家领导人互访，两国关系达到一个高点，特别是2015年莫迪总理访华，在中国掀起“莫迪旋风”，吸引了大批中国企业赴印度投资。但之后两国的互动使得双方互信程度逐渐降低。就在莫迪访华时，印方向中方列单子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企图利用当时美西方对华压力逼迫中方接受，时任印度外长斯瓦拉吉甚至提出所谓“一个中国、一个印度”的谬论。

到2016年，由于印度不断要求中国支持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供应国集团成员、马苏德-爱兹哈尔问题、两国贸易逆差问题等，使得中印关系持续下滑。2017年又发生印军越过已定边界侵入中国境内的洞朗事件。

虽然两国关系因为2018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而有所好转，但2019年又因为印度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地位，并将中国的阿克赛钦划入所谓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印方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增兵，并在靠近班公湖等地的中印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而受损，双方协商举办金奈非正式会晤时甚至差点不能达成一致。

而2020年年初，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时，印度国内一片欢腾，欢呼印度取代中国的时刻到来，甚至有印度前高官写诗赞颂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THE WUHAN VIRUS | A POEM，by Amb Kanwal Sibal），要向中国索赔。

2020年4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DPIIT）发布通知，要求所有邻国对印投资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变更现有外国投资的印度企业所有权也需要获得政府批准，以遏制所谓来自中国的“机会主义收购”。同月，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杜鲁瓦写文章警告：今年中印之间一定有大事发生。果然，当年6月就发生了加勒万流血冲突。

当这位印度著名大学教授听到我从中国角度对于中印关系恶化原因和过程的分析之后，他表现得非常吃惊，说从来不曾了解中国学者对中印关系恶化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他作为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印度最著名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竟然对中印关系近10年的发展如此无知，或者是故意装作无知，这应该就是如今印度战略界对中国的整体态度，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印度外交部大楼 资料图：新华社

探究其深层原因，是中印双方对当前国际秩序及其发展前景的认知、对未来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的认知等存在根本差异。

包括苏杰生在内的印度高层，一直在国际社会宣传和污蔑中国是对当前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性力量，是对地区和平和稳定最大的破坏性力量。虽然过去几年印度经济“去中国化”成效不佳，但印度要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供链地位的企图没有变化。印度希望实现所谓“多极亚洲、多极世界”，要在“印太”地区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制衡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希望成为亚洲主导国家，但其实中国并不反对亚洲多极化，因为这是亚洲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反对的是落后过时的势力范围观念。东亚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同样，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也不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有权利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国家开展各方面合作，也有权利利用印度洋航道，并为中国商业船只的安全提供保护。

对于这些结构性问题，中印两国很难达成一致。当前，一些印度战略界人士认为，“如果印度希望北京今后向更加顺从的方向发展，就必须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