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本身的文官化，使之成为一种与文官同质的精英，更容易理解文官的思维。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面对文官控制的态度实际上也在悄然转变。随着战争更具政治化的特点，从纯粹的军事视角理解战争变得不再准确，而需要更多去认识战争背后的政治意义。因此，军事思维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了。

为了避免政治家导致的军事失败，军人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要提出军事建议，而且要保证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得到实施。军人的政治立场更为清晰地被认同和被表达出来，现代军人的政治特征导致过去那种去政治化的军队不再现实。例如，有调查显示，将自己定义为共和党人的军人比例从1976年到1996年翻了一倍。[66]

因此，当代的观察者做出了坦率直接的结论，认为亨廷顿建构的模式不再适合当代美国。[67]形成这一论断的基础，则是从越战到伊拉克战争，文官控制能力在削弱，而军方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更为突出，军方的战略思考使其并不信任许多政治家的战略决策能力，尤其是自由派政治家，因而也缺乏与之合作的态度，这种当代军官集团的特征使得军界对去政治化所做的承诺变得空洞。[68]

这样的趋势不仅持续，并且有更为强化的可能性。“9·11”之后的军政关系处于一种延续的冲突之中，导致军人专制主义的可能性上升，因而在“9·11”之后的军政关系中，信任成为一种关键问题，只有军政领导人之间形成互相尊重与理解，并且能够坦率交换意见，才有可能建立健康的军政关系。[69]

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为什么“‘9·11’之后”会成为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这其实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联系在了一起。[70]

从“文明冲突”的视野来看，当代的军事行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变得更为复杂。如果军队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家间的政治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军队在政治方面的职能与思考也会进一步加强，从更深刻的思想渊源来理解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当军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中进行军事行动时，面对的并非正规军的堂堂之阵，而是敌人无处不在的“治安战”。战争的目标并不是占领某一地区或消灭多少有生力量，而是要执行重构社会秩序的任务。因此，军事精英们也更有可能强化对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与体验，确立为文明而战的立场。这样的国际经验又会反作用于国内的军政关系，使军人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将亨廷顿称为预言特朗普的先知。[71]

在“文明冲突”的军事表现中，军队的保守主义与社会的保守主义之间形成了互动，使之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多元社会中庞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推动社会思潮的分化与组合，新旧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显著表现出来。

“新旧保守主义之争的本质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到底应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帝国，还是一个特殊主义的民族国家，到底是一个靠专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权政府，还是守土自治的共和体制”。[72]

由于保守主义内部的分裂，导致了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并未如同理想形态那样保证军方的去政治化，反而是作为各种边缘化思想组合的旧保守主义为了与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划清界限，加速推动向旧保守主义立场的回归，需要更积极地与军方形成合作。因此，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军方可以在内外政治中更具有影响力。

五、结语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表现出宪法规范、军事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受联邦党人的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美国宪法中相关军事条款对于分权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构成了制约美国军政关系的基本结构，有助于实现对军事力量的文官控制。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军政关系并非始终受制于静态的规范结构的控制，政治与军事因素的变迁都造成了宪法规范所设定的基本结构在动态博弈中被重新塑造，总统军事权力的强化、总统与军方之间合作的加强，都突破了宪法所预设的文官控制格局。

从理论上来说，军事职业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倾向都对于文官控制的宪法规范起到支持作用，保证军政关系处于合理状态。但对当代美国社会中军事职业化与保守主义的发展所进行的考察，则显示出这两方面因素不仅未能对宪法预设的文官控制起到正面支持，反而产生了加强军方介入政治的负面效果。特朗普时代的军政关系现状，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

当然，本文所做的分析并不意味着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虽然特朗普任命了一批现役和退役将领参与高层政治，美军中也有不少将领发表了激进的政治言论，但还没有根本上改变宪制结构，暂时不必想象美国的军国主义化。

但是，宪制结构当前的基本稳定，并不表明这一问题无需重视。如果推动军政关系变迁的基本逻辑与这些主要动力继续发挥作用的话，未来将可能出现更为保守主义的社会、政府与总统，并进而与保守主义的军队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当这样的假设成为现实，也会对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有可能使军方更多主导内外政治。

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因此，对美国宪制中军政关系的传统与变迁进行分析，也涉及到如何想象中美关系，如何在中美博弈中选择对策，因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国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