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视角来看，职业的分化也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分化。

高度职业化的群体，以共同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塑造认同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相区分，以自我约束而获得自治权力。军事力量的职业化，也就是强调军事领域的知识、技能、价值观来排除外在政治力量的干扰。军事技术越发达，知识技能的独立性也就越突出，使得致力于如何赢得战争的军事思维同考虑和谁进行战争的政治思维形成足够的分离。

因此，建立在军事职业化基础上的客观文官控制成为可能，政治家无法激进地去改造军队，军队会抵制这种外来的干预，成为服务于某种政治追求的盟友。[58]

除了军事力量的职业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意识形态。

军事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职业军人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通常会更为审慎，因为越是集中精力于军事技术，越能够充分估计战争的危险性，从而显示出“自古知兵非好战”的冷静。因此，亨廷顿进一步指出，军政关系的理想形态建构不仅需要军事职业化这一条件，还对于社会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

“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就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只有在这个具有同情理解的保守主义环境中，才能允许美国军方领导人将社会托付给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军事职业主义结合在一起。”[59]

因此，军政关系不是简单的制度构建，而是深深嵌入社会整体秩序之中，围绕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核心加以建构。

二战后的美国军政关系发生了亨廷顿所期望的变化，军队走向保守主义，国家也走向保守主义。[60]军队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延续，而民间的保守主义则是变化。以军事社会学而非军事政治学这一视角展开观察的学者，虽然与亨廷顿有较为显著的分歧，但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指出这一时期的军事价值观与民间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性可能是历史上最小的。[61]

从以上两个维度来看，亨廷顿对于客观文官控制得以实现的两个分析维度都在当代美国处于一种理想形态。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和战术上的不断创新，从而使得军事职业化得到确保；同时，社会的保守主义转向也更容易同军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得到兼容。

而这一理想形态的实现，是否意味着军政关系完全达成一种长治久安的局面？通过宪法的规范结构未能做到的事情，通过军事职业化的增强与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否能够得以完成？但前文所引述的关于当代美国军政关系的现状恰恰与此形成了矛盾。面对特朗普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另类右翼”姿态，职业军人不仅未像法律职业之类的共同体那样同特朗普处于对立立场，反而更积极地表现了支持，需要从理论上理解这种反差。

在军事技术取得突出发展的背景下，职业军人为什么变得不再那样独立于政治？

由于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传统形态的战场空间发生了变化，各种远程打击与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导致现代战争中的军事指挥活动变得更类似于一种精准的理性计算，而淡化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与天赋。这种背景下，军事职业化的强化，实际上又导致了一种“文官化”的倾向。

资料图：东方IC

典型的军事将领，从英雄型转向管理型，其思维与行动方式都体现出大公司管理层的特征，是一种技术性人才而非传统的勇士形象，军人“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新语言”。[62]高级将领们在战争中对于火力、人力和物资的成本收益计算所形成的经验与知识，在退役后也更容易转入商业管理领域。因此，形成了“军事-商业友好关系”。[63]

在现代高技术战争背景下，各军种对于新技术的运用，也就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才能够实现，从而使各军种的领导者更需要对政治家进行游说，强化本军种的地位与资源。因此，军事与政治精英的形象有了更多的重合，而不是在专业化轨道上的分离。

现代战争的多样形态使得军队往往并不是从世界大战的视角理解战争，而是更多地在具体语境下思考特定的战争所体现的政治目标。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军事管理者不再像传统的战争英雄式领导者那样只考虑作战到底，而是更现实地理解战略任务，军官集团变得越来越有社会代表性。[64]

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形态的战争中，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政治中立的军事集团关注的是战术层面而非战略层面的问题，只考虑如何取得最终胜利。在多元的战争形态下，“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确定的，因此更需要从战略层面加以思考。

从朝鲜战争的失败到越战的惨痛回忆，美军面临的问题都被归结为由于政治战略目标的模糊导致军事上的战术决策无法正确制定和实施。[65]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军方要更多展开政治思考。

军人如果不思考政治问题，实际上也面临不知道敌人究竟是谁、为何而战的困惑，而要结合军事需求进行政治动员工作，则又会将相关的对外政治思考带回到国内政治之中。这就同亨廷顿提出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以实现客观文官控制存在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