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泽什基安就任总统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会总体保持稳定，因为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哈梅内伊等多数伊朗高层的共识。但佩泽什基安会分散更多精力去发展与美西方的关系，而且，佩泽什基安会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佩泽什基安在选举辩论中多次公开批评中国，抱怨中国为什么不执行两国2021年签订的25年合作协议。

观察者网：哈梅内伊在25号发表讲话，表示“依赖美国的人，是管不好国家的”，被解读为是对候选人的“敲打”，而美国也在同一天宣布，对与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50个实体及个人进行制裁。 美伊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将如何影响伊朗国内发展和地区安全？

李福泉：自1979年，伊朗和美国已经对抗45年时间。领袖哈梅内伊作为革命元老，具有丰富的对美交往和斗争的经验。哈梅内伊很明显早已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美国是不可信的，伊朗和美国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虽然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换囚等交易，但这与两者关系正常化没有丝毫关系。

2018年特朗普退出各方努力达成的伊核协议，对主张发展对美关系的伊朗改革派构成了沉重打击，成为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力量眼中美国不可信的又一个证明。哈梅内伊由此更加认为，伊朗决不能以牺牲自身的尊严和利益为代价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哈梅内伊的讲话实际上不仅在提醒伊朗国内许多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也在为将要选出的新总统划定对美外交的原则，即不要指望通过依靠美国解决伊朗面临的问题。

正在大选中投票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IC Photo

新总统的产生会对伊朗外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伊朗与美国互相对抗的大局。在伊朗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派整体上对美国缺乏信任，对伊朗外交具有重大影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缺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也缺乏与伊朗根本改善关系的动力。美国虽然多次与伊朗秘密接触与谈判，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仅没有减少，还在不断增加。

现在美国的当权者是在1979年人质危机后激烈的反伊宣传下成长起来的，反对伊朗在美国近乎一种政治正确。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与我国关系正常化是处于守势的尼克松政府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做出的战略选择，就实质而言，是对生存的渴望战胜了仇恨与偏见，但现在的美国严重缺乏动力去克服与伊朗45年的对抗累积起来的种种怨恨。更何况，以色列和犹太人还是伊朗和美国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

美伊关系的持续僵化将对伊朗国内发展形成负面影响。美国对伊朗45年的制裁是伊朗国内发展遭遇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特朗普开启的极限施压政策更是重创了伊朗经济。可以说，美国的制裁与当前伊朗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投资匮乏等等，都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美国的制裁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和伊朗的全方位关系，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与伊朗的交往。比如我们前往许多国家旅游，都能在网络平台很方便地提前预订酒店和其国内机票，但由于美国的金融制裁，这样简单的事情在伊朗无法实现。

伊朗街头，一名戴彩色头巾的妇女走过街头IC Photo

近年来，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提出“抵抗型经济”战略，其目的就是要在制裁常态化的背景下，发展国内经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哈梅内伊的预期中，伊美关系很难根本改善，美国制裁不可能解除，伊朗经济的发展必须在这一认识前提下进行。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制裁将持续对伊朗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伊朗对美国制裁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适应力。

1979年以来，美伊对抗是中东地区范围内的一个主要矛盾，如何打压甚至颠覆伊朗伊斯兰政府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核心目标。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和解，一方面是为了改善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大范围地孤立伊朗，在中东制造更大规模的阵营对立。

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中东呈现出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霸权的态势。就安全角度而言，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已经上升为中东的顶级矛盾，中东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前所未有的危险期。迷信武力的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使得巴以冲突在中东出现大规模的溢出效应。

美国与伊朗的矛盾是抵抗轴心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主线，但以色列的军事决策和行动成为当前影响中东安全的第一因素。伊朗和美国虽然处于对抗状态，但都避免彼此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就4月份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以来各国的表现来看，伊朗和美国在避免局势失控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识。在美伊关系持续僵化的背景下，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将是影响中东安全的关键变量。

观察者网：西方媒体一直试图将伊朗描述为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保守国家，这一描述是否符合现实？真实的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

李福泉：自1979年以来，西方媒体整体上对伊朗有两种并存的描述方式，除了我们熟悉的“伊朗威胁论”，就是“伊朗崩溃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中东政局、美伊关系、伊朗自身以及世界伊斯兰复兴等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个戴缠头的77岁老人霍梅尼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带领人民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创建了独特的法基赫体制，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各领域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震惊了世界，使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正式成为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流行语。70年代末，西方媒体记者们开始频频使用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基督教中翻译为“基要主义”）这一源于基督教新教且带有一定贬义的词汇来指称和描述这场革命，以此表明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复古和反现代特性。进入80年代，术语“原教旨主义”迅速传播，也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西方人固有的认识逻辑完全相悖，被西方人认为是彻底的历史性倒退。按照源于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核心内容，没有世俗化，就绝不可能有现代化。世俗化的关键就是宗教的私人化，即宗教要从公共领域退出，成为宗教信仰者个人的事。但在1979年后的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什叶派乌里玛执掌着国家大权，革命化解释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西方人认为，伊朗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集团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伊斯兰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伊朗崩溃论”成为美国不断制裁伊朗和采取“以压促变”政策的逻辑前提。既然伊朗反现代的“异端”政府即将崩溃，为什么还要与其改善关系呢？

上世纪70年代的伊斯兰革命中，伊朗青年焚烧美国国旗

就事实而言，西方低估了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能力，宗教也确实成为外界认识伊朗的一大障碍。学术界对伊朗有“神权共和国”或“神权政体”的相关称呼，它们凸显了人们意识中宗教对于伊朗的巨大影响。但事实上，世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神权”，穆斯林崇拜的安拉并不统治世间。“神权”实质上依然是“人权”，是一部分此世的人在以神之名确立统治地位，行使国家权力。

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但同时又是伊斯兰政府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以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借助什叶派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夺取了国家政权，但一旦他们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第一身份往往就不再是宗教人物，而是政治人物，政治而非宗教成为决定他们行动和言论的最稳定因素。

在当前的伊朗，宗教是伊朗一个重要的面向，但相比80年代，宗教的作用明显在弱化。在阿訇的缠头和妇女的头巾之下，存在着的是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高度复杂多元的国家。

在伊朗，伊斯兰教并不能决定一切，伊斯兰教也不是伊朗人生活的全部。我们不能把伊朗伊斯兰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等同视之。在阿富汗塔利班治下，女性的受教育权严重受限，但在伊朗大学里，女学生多年前就占据了半数以上。伊朗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伊朗对于外部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大量的伊朗人生活于国外，在伊朗也有数量众多的外国人。笔者在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多次遇到来自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游客，但我从没有遇到英国人。2017年10月在迪拜朱美拉海滩附近遇到的一个英国工程师告诉我，如果英国人去了伊朗，回国后会受到严厉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