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结经验，无需惧怕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回潮，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通过对上文历史的回顾，如何看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可以提炼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理清基本脉络，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绝对意义上不沾染保护主义的国家。

正如市场不是简单与“松绑”画等号，经济全球化也不能简单地去与“自由贸易”画等号。回顾历史，结合本文一开始所列举的贸易保护主义种种手段，结论显而易见：

在过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段不含上述手段的自由贸易历史，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摒弃上述手段的自由贸易国家。各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动机和发展条件中，动态选取自己的贸易措施和对外开放政策。一般来说，越是处于前期发达地位、越是在生产和外销环节保有存量优势、越是有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的国家，越会倾向于自由贸易。而且对于这样的国家，发生贸易纠纷反而是国家上升期的正常现象。

当然，这种倾向也并非一成不变。政策制定有其惯性，也会形成相应的利益集团，美国在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三四十年后，依然充斥着保护主义，就是明证。此外，即使如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已经跻身世界头部列强时，为了特定的“赶超登顶”目标，一样也会倾向于保护主义。

更有甚者，就是传统霸主对竞争者的不择手段。历史经验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有赶超之势的后发国家，哪怕是不动摇核心利益的细分领域优势，也会时不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去敲打。依然还是以美国为例，上文提到它们都把自由贸易无限拔高到道德的高度，但一旦遭遇赶超，不管是面对甘当小弟的日韩、人多势众的欧盟，还是同文同种的英国加拿大，可以随时以“国家利益”为由构筑壁垒、枪林弹雨，从高新科技到基础大宗的贸易战，其实从未停歇。

总之，并非像某些观点所兜售的那样，是自由贸易决定了发展，反而是发展起来才有条件去开展和倡导自由贸易。我们应当将被某些教条所颠倒的历史摆正回来。

（二）树立评判标准，需要兼顾本国发展和世界进步潮流的高度，来看待“自贸”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以科学应对今后对外开放所产生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在历史和现实的操作中，很难找到纯粹的“自由贸易”，但这并不代表笔者认同逆全球化，尤其是当下某些国家所掀起的保护主义逆流。

笔者始终认为，在理论层面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在整体上是有利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的，这不仅是斯密基于要素流动所认可的实现全球财富与繁荣的最佳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社会化大生产、各要素充分涌流、资源广泛配置的应有之义，并且在市场将各国联结成为一个日益密切的交易综合体的情况下，也能增进各方的交流合作与互信理解，从而创造更为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着极强的正外部性。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多方原因，确实会存在保护主义的倾向。对此，我们在承认现象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要引入相应的评判机制，来甄别其合理性。

与其他国际公共问题一样，一方面，是要站在相关国家生产力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来评判这些行为是否有利于促进该国发展。另一方面，则要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结合当下的历史时点、存量优势国家的作为、相关国家保护主义的长远影响，来评判这些行为本身的外部性程度。从而综合评判相关保护主义的合理成分，为后续应对提供依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贸易保护作为发展本国产业的一种具体措施，是生产关系的组成环节。如果只是单纯采取贸易保护，而忽略对生产关系内部更为深层次地调整，单纯地将国家外贸的衰退、产业的流失、就业的低迷简单归咎于贸易政策，那这种观点不仅是谬误的，更是反动的，其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与伤害不仅会危机本国经济，还会影响全世界发展，受此影响的国家和市场，是有权利去进行谴责和反制的。

（三）深入经济系统，具备全局和前瞻思维，来认知不同贸易政策和执行措施所会产生的长尾效应与全局影响。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推知，在外贸政策上，同样没有能够定于一尊、放诸于四时四海皆准的政策，需要在兼顾人民、国家和国际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

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集成，“贸易保护”的程序输入将会造成一系列复杂演变，会在一定的历史周期陆续实现。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已经看到了，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具体手段，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制约下，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本国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产业回流和就业提升。

更有甚者，还有可能会带来生活成本的上升、生产效率的低迷、就业与消费的滑落、产融两方面的危机，最终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相关风险还可能外溢，贻害全球，正如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造成近阶段全球通胀的总根源[16]。

特朗普拿着他的“关税大棒”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指控中国时，屡屡会提及“中国制造影响美国就业”的谬论。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曾作了对此观点有利的专文，认为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在1999年后加速增长，是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力量，净失业人数为200万至240万。然而，即使这样，测算出的中国的贸易冲击占21世纪制造业失业权重也仅为10%（若考虑间接影响则约占20%）[17]。

正如哈佛商学院拉斐尔·迪·泰拉教授所概括的：在美国混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所占份额较小。技术变革、自动化以及国内需求的转变是造成周期性劳动力市场波动和制造业长期失业（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18]。

这不仅可以作为对上述谬论的有力驳斥，也由此可以窥见经济系统的复杂程度。单纯施以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如特朗普之流所吹嘘的“关税加得上、企业回得来、美国发大财”是根本不现实的，是会被历史狠狠打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