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了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此之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猛烈回潮，深刻影响着今后的全球局势。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多。导致舆论上也存在一些掐头去尾的炒作，不惜将部分外贸环节的正常摩擦与贸易战混淆，渲染所谓的“世界围堵”、“关税焦虑症”。

在完成对当前转口贸易和关税壁垒热点新闻的分析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近代以来全球贸易史的基本框架，以史为鉴，客观看待当下中国对外开放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和落实。

一、全球贸易本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来回博弈

贸易保护主义既包括了如今常见诸报端的关税、进口配额、经营和出口补贴、反倾销立法、对外国企业在本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限制，也包括了汇率管制、专利制度、技术封锁、政府优先采购以及国货消费运动。

由此可知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非常宽泛，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为了实现不同的发展目的，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上一定的保护主义，没有绝对纯粹的白莲花。笔者认为就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一样，“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个中性词，绝非洪水猛兽。要根据其动机、措施、尺度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去做出针对性的评判。

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截至本世纪初期，全球贸易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18世纪）

一般将地理大发现及由此掀起的大航海运动，视作是近现代全球贸易的开始。此时，在这些掀起海洋贸易的国家，普遍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原则，认为国家的财富就是黄金、白银的规模，国际贸易则是一场零和游戏，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大于进口促使金银流入。为此需要实现出口最大化和进口最小化，力求最大限度地积累国内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用于单方面的贸易。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各国贸易政策中保护主义盛行，很多后世壁垒在此刻被各国政府有意识地系统应用，包括鼓励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力攫取原料、贵金属和殖民地，限制甚至禁止商品进口与贵金属出口，对特定必需品进口尽可能以货易货。此时对进口商品课征50%以上的关税税率是一种寻常操作。

后文将重点提到的英国，此时的制成品平均关税就常年保持在50%左右，是所有欧洲主要国家中最高的。

必须指出的是，后世那些坚船利炮傍身中嚷嚷“开门，自由贸易”的国家，在那个历史阶段，都是高关税、高补贴、生产指令、特定港口的贸易垄断的推崇者，贸易禁令花样繁多，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法条、操作手册和教科书。未来的贸易保护主义，都能从中找到它们前世的容貌。

重商主义还伴随着大航海的帆桨向全球传播，当它已经在欧洲大陆渐渐走入历史时，在大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还能听到回响。正如美国最富盛誉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所说：“当我们买海外制造品时，我们得到了商品，而外国人挣了钱。当我们买国内的制造品时，我们既得到商品又挣了钱。”

（二）“自贸”与“保护”的博弈时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英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生产、商品提供、技术水平、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已首屈一指，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工厂”，至19世纪初期，其工业制品产量已经高居全球的一半。

亚当·斯密在此期间提出了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和繁荣的最佳途径，认为“只要按照一国拥有的特定优势展开贸易，则双方通过这种自愿基础上的贸易，就都能从中获得贸易利益”，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更好地提升出口与销售的效率，英国从上文所提到的课征关税最高的国家，变成了最为提倡自由贸易的国家，它在19世纪40年代陆续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法》。1848年，英国有1146种应纳关税商品，但到1860年已经下降到只有48种。1875年，英国对制造品进口的关税率已经下调为零。

在英国的倡导下，区域自由贸易得到了强化。1860年英法签订了《科布顿条约》，确立了最惠国待遇，两国间关税大幅下降（见下图），并逐渐带动欧洲各国签订类似的开放性商约，推动了自由贸易发展。经济史学家认为，最晚到1860年，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士、瑞典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已经完全转向自由贸易，而到1877年左右，欧洲大陆的制成品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9-12%[1]。

1821-1913年英法间平均进口关税对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

在这一阶段，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国家出于不同原因，反而加高了保护主义的壁垒。19世纪初期，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试图以经济封锁来打击英国，却因为本国工业难以代替英国满足法国与欧洲的需求，最终归于失败，并加速了帝国灭亡。

此时，在遥远的东方，还处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朝，还在自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殊不知早已大大落后于历史进程。其自觉不自觉地在过去数百年构筑起的顽固壁垒，也在这时候被帝国主义试图攫取市场的大炮轰开。伴随着这样的“自由贸易”，所输入的海量外国工业品，“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2]

这一段历史，对国人又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我们所保有的体量注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一个赶超的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占据世界先进潮流，牢牢把握产业与开放的主动权，守护好我们的市场不再被掠夺分割；对于一个引领的中国，面对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出现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如何合理安排内外两个市场的消化，不再重蹈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这都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自己，也是对当代文明史交出的答卷。

其实何止是中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就是那个年代“开门！自由贸易！”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把视线再收回当年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在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渐行欧洲之时，与远东的老大帝国不同，仍然位居列强的俄罗斯、奥匈帝国仍有一定的力量，继续坚持保护主义。而随着自由贸易的推广，不可避免产生了一系列贸易摩擦和国家利益冲突，保护主义的反作用力也随之加大，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在19世纪末都曾爆发过贸易战。

这一时期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德两国，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作为保护主义理论的两大宗师，在过去的上百年时间不断出现在各国商学院的国贸教科书中。

汉密尔顿和李斯特都认为要保护本国幼弱产业，开放需有选择，关税则成了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1879年，已经被列为 “自由贸易国”的德国，颁布《关税法》，对进口商品区别对待，有重点扶持工业部门，对粮食与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由此，德国的关税税率开始激增，至1900年后才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关税法》颁布以前[4]。

而美国一直是关税较高的国家，南北战争前，关税甚至一度占到了美国联邦税收的90%。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反而是南部各州因为奴隶劳动带来的成本优势，更为倾向于自由贸易，而北方工业州从产业保护的角度站队保护主义[5]。

1890年美国还出台了《麦金利关税法》，关税达到顶点。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如是说：“我们在农业上领先于所有国家，我们在矿业上领先于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领先所有国家。我们领到的这些奖杯，都经过数十年的保护关税。”

1870-1913年美国制造业平均关税税率（左）和几种主要产品的关税税率（右），美国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主要在20世纪以后，且在棉毛钢铁等行业已经发展起来后，产品税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体现了关税政策调节对于经济基本面的滞后性[6]Yeo Joon Yoon：Tariff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2020-5

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曾如此评价：“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策源地和坚强堡垒。”

颇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两方代表，出口额都得到了快速增长，也形象地说明对待该问题切忌教条，“靴子合不合脚，穿上才知道”。根本还是在于贸易政策本身是否有利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1841年至一战前英法德美四国出口额对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