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逸江】

2018年由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更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常态。这样的变化既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教条论述，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在逆全球化下外需转内需的必要性的讨论。然而，受限于主流经济学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推崇和财富即货币的特定认知，向内需转型一直就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动的政策选择。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贾根良教授在其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性地批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时代错置性，论证了中国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主动转型的必要性；二是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改革方案。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一书正可以为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参考。本文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浅谈贾根良教授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所阐述的部分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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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主流经济学对于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崇，始于简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其理论核心是，即使一个经济强国在所有生产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该国依然能通过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并获利；同理，即使一个弱国在所有生产领域均不占绝对优势，该国依然可以通过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并获利。既然所有国家均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各国应致力于削减贸易壁垒来实现国际贸易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放之四海乃皆准的经济发展之路，甚至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自1978年后的经济大发展简单地归功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但笔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真正获得经济大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反对自由市场主义、反对自由贸易主义、强调国家调控的儒家文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恰恰是贯彻自由贸易主义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彻底的经济体，如东南亚（除新加坡外）和拉美国家等反而陷入了穷者越穷的怪圈。

这些主动降低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无条件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发现其国内经济和就业极度依赖外需，国内市场被外资企业垄断（如对外资最为开放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多年来无法发展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与实施限制性外资策略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进出口比价指数愈发恶化（即必须出口更多的低附加值商品来进口等值的高附加值商品），并最终陷入外债陷阱、失去经济和政策主权。

2月17日，在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399米长的“美总樟宜”号集装箱货轮卸载货物。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这些历史现象绝非偶然。贾根良教授在书中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笔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

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自由贸易的批判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比起热衷于通过计量模型“证明”主流经济学教条的经济学文献更值得国内经济学者的重视，否则中国经济学界既不能脱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理论创新，也无法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可行方案。自由贸易的对立面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如何通过“不对称全球化道路”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除提出对外贸易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贾根良教授还对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主流对外贸易战略提出质疑，进一步探索了何谓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

上述对贸易顺差优越性的质疑和建立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议与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完全一致：一是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作为全球经济的通用模式；二是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贸易顺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贸易逆差应尽可能避免。然而，出口的本质是以本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换取以外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进口的本质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换取外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因此，贸易顺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亏损；贸易逆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获利。

故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现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用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换取美元，直接满足的是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间接助长的是美元霸权的维持。故真正的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秩序应在通过“不对称全球化”（如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提到的保护国内金融和重启“两弹一星”的举国科研体系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位置的同时，逐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减少实体资源的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