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在法国和德国恐怖袭击前的一项调查就已经显示，欧洲人担心难民的涌入会增加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在10个受调查的欧盟成员国中，59%（中位数）对当时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的前景表示忧虑。2015年12月纽约时代和哥伦比亚新闻网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达到自9·11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70%的受调查者认为ISIS是美国的一个威胁，接近19%的受调查者——这个数字一个月前是4%——表示他们相信恐怖主义是最重要的国家级问题。

当欧盟，特别是其成员国中的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应对2016年的难民危机时仍然坚持大量接受难民，还要设定各国接受的指标，自然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不仅在德国，移民问题在2016年成为英国“脱欧”辩论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移民问题本来已经撕裂了传统的欧洲政治版图。在二战后，西欧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传统的个人权利与现代劳工运动所催生的福利国家的规模。移民问题给这些政治冲突重新划分阵营。左翼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们支持文化多元主义；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工会成员，他们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在右翼，自由主义者、商界和城市进步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移民，与之相反，保守主义者、农村居民、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则持反对立场。

德国民众游行示威，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

全球化会逆转吗？

从数据上看，逆转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在2016年9月下旬，WTO将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的预估下调至仅1.7%。与今年4月估算的2.8%相比，这是一个大幅下降；WTO预计2017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将低至1.8%到3.1%，这与今年4月估算的3.6%也是大幅下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增长率都高于GDP增长率。然而在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不仅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只有后者的80%。这种现象在1982年以来是第二次出现，在近15年来是首次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测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的进出口总值下降2000多亿美元，而2016年的前九个月就下降4700多亿美元。这是二战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首次在经济增长期间出现下降。

显然，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WTO的一项统计表明，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本文显示，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保护社会的政治要求。但受以往的政策范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却在本来需要加强社会保护时企图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关于全球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存在，它阻碍着政策制定者们去有效地应对2008年至今的后经济大萧条时代（thepost Great－Recession era）迅速变化的新环境。这是全球化在美国与欧洲遭遇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成为一个现实可能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特朗普最后当选显示，经过60年的积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紧张关系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其标志就是波兰尼所讨论的社会保护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重大议题。释放市场力量，推动资本、商品和人的自由流动当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福利，但是这些福利的分配却是极为不公平的。精英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投资收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以及更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层民众则不得不因为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和外包而丧失就业机会和忍受贫困，同时还面对移民带来的日渐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对当前这一轮全球化的命运至关重要。特普朗赢得选举，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转变。TPP基本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内再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非常可能要求重新谈判NAFTA。美国在外交上也有可能开始变得"内向"，在世界各个冲突的热点地区减少干预。剩下的问题只是特朗普政权将以多快的速度，将全球化逆转推进到什么程度。当然，虽然目前美国共和党已经在参众两院同时成为多数党，共和党主流与特朗普在许多政策上观点完全相反，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行他在选举中宣示的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美国将在与自由贸易有关的议题上变得更为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