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波兰尼和阿瑞基的结构性视角不同，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在他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国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历史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但詹姆斯关于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趋势表明全球化可能逆转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西欧与北美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还是有重要启示。

与詹姆斯重视制度缺陷的观点不同，本文从组织生态学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视角揭示制度因素对全球化逆转的影响。组织生态学的视角将为我们揭示理解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它指出，组织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无法做出及时的重要调整因而失败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有强大的惯性。

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开放型经济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机，客观环境已经要求政府的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时，但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是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发生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

组织制度学派则为我们揭示这个惯性的来源和具体的作用形式。它认为人类经常依赖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旧办法去应对在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将着重分析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深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影响的各国政府，在全球化已经造成国内政治紧张的条件下，为何还要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政策范式的惯性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巨大的认知鸿沟。

本文认为，虽然当前已经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各种迹象，但最后是否会真的逆转，还要看未来的一年里发达国家的几个重要抉择。目前，英国退欧和美国大选的选择已经为全球化的逆转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我们还要看意大利12月4日的宪法公投以及后续发展，还要看德国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过他们面临的银行危机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如果德意不能化解这一危机，2008年以来迅速膨胀的全球债务泡沫破灭，也许会成为压断全球化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意大利，有民众上街游行，号召公投投否决票

全球化神话的出现与全球化的上升期

自1970年代晚期开始，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转型期。1971年，美国政府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大萧条和二战以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在经济停滞时期显得效率低下。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规制成为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主导性议程。受“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得益于价值链理论的启发和信息革命的支撑，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并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作为全球生产的结果，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间贸易（intra-firmtrade）成为全球贸易的一种新形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替代。由此导致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迅速上升。世界见证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的兴起，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似乎显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日渐式微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了过去的40年中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也支撑了霸权兴衰周期中的贸易/生产和金融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遭遇的停滞和通货膨胀，这一意识形态奠定了“华盛顿共识”（the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公共政策范式的基础。

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过多种渠道，包括企业支持的智库、媒体、大学、教会和专业团体，“营造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是自由独一无二的守护神这样一种舆论环境。这个新自由主义运动先是通过攻陷政党，最终是通过政党攻陷国家权力，巩固了自身的影响”。“华盛顿共识”的内涵最初相对狭窄：在国内层面，“华盛顿共识”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保护产权、减少国债、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规制以及将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提供补贴转向鼓励增长；在国际层面，“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主要公共政策议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促进自由贸易、鼓励竞争性汇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按“华盛顿共识”指引的方向推动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诞生于学术界的价值链理论也如暴风雨般席卷了北美大学的课堂。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转变影响更大，那么价值链理论则是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战略的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理论将整个生产过程视作一个价值链（valuechain），一个特定的企业只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中具有竞争力。为提升经济效率，企业应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环节，而将那些其他公司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

这一理论推动了价值链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换言之，价值链理论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的理论基础。全球生产的基本原理简明易懂：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只要他们能够以同等质量和效率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是更经济的选择。

支持价值链生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30年里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从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总额达2.04万亿美元，获得外资最多的地区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国家获投资6041.8亿美元，北美4728.4亿美元，欧盟4213.2亿美元，拉美2535.3亿美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获得4213.2亿美元的FDI，这里还不包括香港地区另外获得的1808.4亿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国的自然资源、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摧毁当地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自从“外包”开始以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也成为FDI的重要动机。

全球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在过去，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工业品，他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以李嘉图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概念为基础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一贸易形式。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另外两种国际贸易形式变得更具影响：一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就此种产品进行贸易。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生产汽车，但是他们都同时将本国生产的汽车卖给对方。

二是企业内贸易（intra-firmtrade），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或者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2009年，美国48%的总进口额和30%的总出口额都源自于企业内贸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业内贸易份额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达65%，2002年瑞典高达64%，1994年加拿大高达57%，2008年美国的占比高达50%，2002年荷兰为49%，2007年波兰为47%，2008年意大利达43%。

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