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贸易壁垒，但在全球生产的时代，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再也没有将生产基地移回国内。事实上美国签署的许多自由贸易协议都是以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而告终。伯尼·桑德斯在其总统竞选中提出，TPP“将重蹈美国与墨西哥、中国以及其他低工资国家签订的那些失败的贸易协定的覆辙，这些协定已经使美国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并导致成千上万个工厂关闭”。根据这个协议，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加速美国国内“争相衰落”的境况，并进一步加剧对海外工人的剥削。

尤其令许多美国人——包括最初作为国务卿积极推动TPP的希拉里· 克林顿——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追随冷战时代的原则用经济利益换取盟友在军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签约时作出许多妥协，却没有认识到由于中美贸易的特点，这样做最后既吃亏又达不到目的。

这其中一个重大妥协是在关于原产地原则的条款中对最终产品中域外产配件比例的规定。起初美国政府坚持65%的最终产品的零部件必须来自TPP成员国。最后为达成协议，美国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将最终产品零部件来自成员国的比例由65%削减至45%。

将零部件原产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协让TPP协议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当奥巴马总统游说国会、争取支持时，他有意宣称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取经济领导权。但在TPP的批判者们看来，这个协议除了为中国造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后门以外什么都不是。这里的悖论是，奥巴马如果不对配额限制作出重大妥协，将无法达成协议，然而，一旦妥协又会极大地削弱TPP最初设计的目的，因为它严重忽视了美中经济关系的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和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之间没有太多贸易往来相反，美中两个经济体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是美国在亚洲的许多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4年以来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与12个TPP成员国的经济关系，TPP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将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将其产品从中国出口至美国和欧洲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出口目的地欧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间，美国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维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国的则从2%增加到28%。尽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双方经济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多边问题，不是双边问题。

这一悖论突出显示在全球生产的时代重拾冷战策略的内在矛盾。跨国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是支撑全球生产在中国运行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全球生产体系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紧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离的努力都将遭遇许多困难。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拉拢盟友，允许盟国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国工会的一贯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认为在同一标准下美国企业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奥巴马为了达成TPP协议，在劳工标准上又进行了妥协。在批评者看来，TPP协议中一个比冷战时期以经济利益换军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远的内容，是美国赋予外国公司通过国际法庭起诉美国政府的权利。其他国家的TPP批评者们通常把这一条视为美国跨国公司企图破坏他们国家主权的途径，而美国的TPP批评者则担忧TPP会使外国企业对美国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保护社会通常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本来美国社会的底层就已经面临长期的困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许多美国人在寻找安全岛。正当开放经济的消极影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奥巴马政府却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这就给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运动提供了最好的炮弹。

欧洲难民危机：反移民运动的催化剂

这次欧洲难民危机触发的发达国家反移民倾向是另外一个可能使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自欧盟建立以来，鼓励移民一直是其重要的政策之一，为什么今年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

本文认为，与通常反移民运动强调移民对受入国就业和生活水准的冲击不同，这次发达国家的反移民运动着重强调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策动的恐怖主义，把穆斯林移民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公众担心的最大问题时，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时却仍然坚持人口的跨国界流动，既包括其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难民进入欧盟，不可避免地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其实，恐怖主义早在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前就成为欧美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