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并迅速在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产业获得竞争力。早在2004年，美国二战后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大卫· 李嘉图在两百年前提出的比较优势这个概念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分工，其中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它不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萨缪尔森描述的这个情景在美国的智库、学者、大众媒体、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这种关系导致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起。在这种秩序下，高储蓄的亚洲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口，与高消费的西方国家之间发展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亚洲货币与美元之间有固定汇率，尽管在这个新秩序中亚洲政府有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单边干预，以阻止本币的升值。

中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及其后续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潜力的认知，中国政府在最初阶段采取的空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在西方国家造成了轰动。很多西方评论家开始辩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历史的终结”的环境中“自娱自乐”了20年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突然面对来自“北京共识”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似乎是有经验证据的支撑：如果以GDP增速而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表现很好。这是因为27%的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反周期手段。尽管它同时制造了巨大的泡沫，但是它对美国辩论的影响已经大到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全球化推动的自由贸易固然给发达国家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这次在美国的大选中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当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时，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并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之间的突出矛盾。

对美国的决策者们而言，中国崛起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挑战。而奥巴马政府选择的因应之道是使用冷战时代的老招数，即军事方面的战略联盟与贸易制度安排的结合。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21世纪大战略，在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重返亚太和TPP，前者会把美国60%的军事力量转移至亚太地区，后者则代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议，它将对WTO所代表的现行贸易体制产生深刻影响。重返亚太和TPP的结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实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依靠北约联盟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对抗由苏联率领的东欧集团依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

不凑巧的是，当奥巴马使出全力推进TPP时，正值美国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脆弱的复苏。在二战后，美国经济通常在遭遇衰退后能快速恢复。当经济衰退袭来，银行会减少对业绩糟糕企业的贷款，风险投资家会停止投资表现不佳的初创企业，现存的许多企业会倒闭，他们的资产会被清算。而所有这一切会为新企业的诞生创造空间。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与此前几次经济复苏时期2.6%〜7.5%之间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照。

全球化的引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失去动力。金融分析师萨提亚吉提·达斯指出，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在2011年达到峰值，从1990年占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这58年中有49年的贸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经济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间，贸易年均增速为近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投资与借贷的增速也快于全球产出。在1980年到2007年间，这些国际金融跨境流动从占全球GDP的4%（4700亿美元）增长到占21%（12万亿美元）的顶峰。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标志着全球化的顶峰。在全球经济部分复苏后，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这是数十年从未有过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动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要低60%左右，从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这样一种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推动TPP，奥巴马面临的难题不言而喻。美国人之所以反对TPP，是因为当年美国把贸易政策当冷战武器用时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愿意再承担这种代价。

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政府把一种名为“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贸易政策作为招募和维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国向其盟友的出口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关闭其本国市场。这项政策是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年这个政策不仅使西欧和东亚国家很快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实力、不断战胜美国企业，也迫使许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这些国家的保护政策，到欧洲和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离岸生产的结果是许多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