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

所谓“铸币权”是指“各国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赋予它们的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就美国而言是指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铸币权在征税和向金融市场借贷之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增加国家收入的新路径。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必须发行超过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赚来的钱要多很多的钱可以花”。

战后美国一直得以保持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地位和全球流动性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价值由美国的黄金储备支撑。1971年美国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摆脱了为防止黄金外流而不得不保持适当货币供应水平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秘密协议，继续以美元为石油计价。这导致了美元本位制的诞生。

巨额的联邦债务是美国政府强烈的政策自主性选择偏好的直接后果。由于可以借钱度日，美国政府经常同时追求多个耗费不菲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对政府财政的影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林登·约翰逊追求大幅减税，这导致联邦政府税收的减少。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并全面升级越南战争——这两者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罗纳德·里根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额度的减税，但同时又在1980年代发起“星球大战计划”（the Star War program），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苏联的经济拖垮。小布什不仅大规模减税，而且同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由此形成巨额的预算赤字。

移民，即人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另一大测量指标。到了1980年代，多元文化运动相继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对多样性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如今变成了正统观念本身”。而欧盟的诞生对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体系，欧盟作为一个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经济基础就是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其中的自由流动。当然，在对外国工人开放准入的程度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仍有着相当大差异。

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体验的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导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内在逻辑其实很明确：释放市场力量必然带来更多的竞争；当市场竞争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不同影响时，社会内部就会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与阿瑞基关于全球化由生产和贸易扩张向金融扩张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和那些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地位完全不同。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能够自由地把自身的资源用在那些对这些资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术与准技术工人和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对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弹性，因为他们很容易为其他跨国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体现的社会分裂是一个长时期积累的结果。在长达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诸多问题，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则日趋紧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们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从而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有消极影响。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其结果都带走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00万个，同时却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影响对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一般而言，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实际资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国所提供的就业就会减少0.1%〜1.8%。如果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实际注资额增长超过100%，它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多达18%。

在全球生产和外包的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从衰退阶段复苏也出现了新类型：自1990年代初以来，与以前相比，就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中，产值仅仅用了两个季度就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业却用了23个月。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衰退中，产值恢复只用了一个季度，就业数据却耗时38个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却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总裁拉加恩指出的那样，当工作机会变得匮乏时，“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意味着，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