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票选党争误国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措施果断，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38]。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救人命还是保经济”，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政治问题。

在西方票选党争式民主制度下，政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执政目的也是为了选举，很多政务官甚至甫一当选便立刻开始为自己的连任或本党同志参与的其他选举做准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西德尼 ·布卢门撒尔创造了一个术语“永久性竞选”（Permanent campaign）来形容这种残酷的政治现实，他认为竞选已经成了美国官员施政的目的[39]。美国海军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布伦丹·多尔蒂在著作《总统永久竞选的兴起》中也指出，从吉米 · 卡特开始的近几任美国总统所推出的政策越来越多地是基于选票考量[40]。

从2020总统大选的角度来讲，10多万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自然不会死而复生去投票，这些逝者的家人和朋友顶多也只有几百万人，这个数字相比因疫情停工失业的至少2000多万美国人及其家庭来说，微不足道。再者，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在第一任期最后一年出现失业率上涨的历任总统，全都没有成功连任；而选举前成功压低失业率的总统，基本都以明显优势获得连任[41]。

这是特朗普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无疑会使他的复工决心更加坚定。而连任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面临的困境，数位州长和国会议员同样要在几个月后面临下一届选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民主党执政州也不得不逐步解封的原因。

上世纪30年代至今，在选举年无法压低失业率的总统全都无法连任，成功压低失业率的总统，除了1976年输给卡特的福特以外，其他都成功连任 图自BLS, WSJ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需要考虑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特殊的选举规则。按照宪法，美国总统由“选举人团”投票选出，而并非由全民直选产生。这个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赢家通吃”——在某个州哪位候选人得票最多，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就把票投给这位候选人[42]。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大部分是民主党票仓——纽约、新泽西、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和马塞诸塞州，这些州在过去至少30年的大选中都把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这意味着无论特朗普做得多好，这几个州在年底选举中都不会把票投给他，所以特朗普完全可以抛弃这些州。

五、结语

如果说新冠病毒的降临是天灾，那么新冠疫情像现在这样在美国爆炸性失控则完全是人祸。而造成这一人祸的根本原因，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现任总统特朗普个人的无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自由民主制度的忠诚捍卫者弗朗西斯 · 福山[43]。

福山：是什么决定了各国抗击肺炎的成败？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首先承认许多民主国家的防疫不那么乐观，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衰退或保护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而刻意淡化疫情的危险。但他接下来又辩解道，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政府的能力，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美国为何在防疫中惨败，则完全因为特朗普。

福山指责特朗普上台以来只顾取悦自己那些占美国总人口三到四成的基本盘，从来没有尝试去得到剩下的美国人民的认可，也没有表现得值得信任；而且他一直在诽谤和破坏情报部门、司法部、国务院等等他认为敌对他的文官机构，任人唯亲不唯贤，等等。

每次中国遇到哪怕一点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这些西方学者大书特书“自由民主如何优于专制独裁”，现在西方在疫情中出现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大差错后，却开始宣称这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某任总统的问题。

确如福山所言，特朗普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问题，但他的逻辑只停留在了责备现任总统，没有进一步反思是什么制度让这样一个执政能力不足的人成功当选总统，着实令人十分失望。众所周知，在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下，政治家必须至少治理人口规模可以和大型欧洲国家相比的一省或经过其他相应难度的工作历练，才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但在美国的半直选,制度下，没有任何治理经验的人，只要在选举中作秀作得足够优秀，也可能当选，选出特朗普这样的二三流政客完全是常态[44]。

而事实上，福山罗列的每一项特朗普个人的罪名背后，都有着充分的制度支撑。比如，特朗普对事务官不信任是因为在美国政治制度下，靠选举上来的政务官往往经验和能力有限，各个机构的事务官不得不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权力，造成两者之间的对垒。

在美国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民主党和自由派一直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组织的反对隔离、要求复工的活动，但在“黑人佛洛依德之死”后，民主党又突然转向支持民众上街游行反对种族压迫，因为他们发现了扳倒特朗普的新机会。特朗普看到民主党人游行，于是也开始组织新一轮竞选造势集会。美国两党对待新冠疫情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为了自己的选票而增加美国人感染的风险。

美国正在爆发的反警察暴力、反种族歧视示威活动现场，很多人没有佩戴口罩，示威者之间也没有保持社交区隔 图自AP

无论福山和其他西方的精英们是否愿意承认，美国防疫的惨败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制问题。

讽刺的是，即便疫情失控到几百万人感染、十多万人丧命的地步，即便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不赞成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美国不仅社会的整体秩序依然没有崩溃，而且至今没有任何官员因为防疫不利被正式追责（倒是此前吹哨公开疫情的航母舰长先被撤职了）。直到今天，竟然还有至少四成的美国人、超过八成的共和党支持者认可特朗普的防疫表现[9]。

我猜，大概这才是美国体制真正的优势，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核心——投票选举在现实中的“维稳”作用远大于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大部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怨恨可以通过“下次不投给某位领导人”得到有效的宣泄，哪怕下一次还是选出来另一位三流政客。结果就是西方政客越来越擅于竞选而拙于治理，而西方人民对恶政的容忍度也越来越高。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民主政体中，最终主宰政坛的是那些除了擅长赢得选举以外别无所长的人；民主制度过于看重选举能力，代价是牺牲了有效治理社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45]。美国的防疫表现绝佳地阐释了柏拉图的学说。

“我离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每个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政客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