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阶段中的三种现象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跟上了全球互联网大潮。在2000年前后，BAT三家互联网公司相继设立。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建起了浏览平台、交互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形成了一轮互联网热潮，各类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国家顺势而为，及时提出工业化要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互联网+”，发挥信息化对生产力的乘数效应。信息化很快从城市到农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所到之处无不改变了面貌、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化的认知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以远高于世界的速度增长，2009年开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我国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旺盛的需求和追求GDP冲动共同作用下，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电力，造船等传统产业，各个地方和企业竞相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已经到了刹不住车的程度。2003年12月，国务院就下文给各地分配压缩指标，还由国务院领导与各省市分管领导签订“责任状”。但情况没有改变。之后，一直到2014年政府五次下达压缩指令，但钢铁产量却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去产能的进度远远赶不上增产能的速度，众多行业产能超常规过剩。2015年，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主要资源投向了产能扩张，技术能力没能同步跟进，是我国产业普遍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第三，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集中统一管理国有企业，在推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深，政府显性或隐性采取差异化政策，要求开放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国务院颁发“非公经济36条”，提出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06年12月，国资委宣布在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7大行业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在钢铁、汽车等9大行业保持控制地位。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这期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不断。从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所有制的割裂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贯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所有制鸿沟

第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产业政策放到经济管理的重要位置。如果对近30年产业政策做一个评估，可以说，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有失有得，得大于失。所谓有得，一是以产业政策接盘，使刚性的计划管理逐渐退坡。二是一些普适性政策，如兼并破产、减人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研发费加计扣除和加强产权保护等改善了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在市场失灵领域设立16个重大专项等促进了产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政策有得有失，所谓有失，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三是企业市场进入和投资决策的权力未能到位；四是区域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明显减退。

促进产业发展的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已经没有信息优势，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竞争。目前，一些产业政策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增长动力转型的障碍。

当前，要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地位，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阻碍竞争。

第二，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进入21世纪，“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一波又一波。这是个伪命题，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得最大，而不是“谁进”或“谁退”。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有公平的权利、受公平的保护。

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人为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并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实现，这违背了公平与效率原则。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挠，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20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释放亿万人民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