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挠，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近日在出席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行的“回应信息时代呼唤，坚持公共政策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时发表了“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的主旨演讲。陈清泰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的历程，并就产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消除所有制鸿沟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产业再发展的起步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聚焦刚性的计划体制，推进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最后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企业开始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调动了企业的内生动力。同时从“傻子瓜子”、“雇工七个人以上是不是剥削”开展了大讨论，逐步放开个体私营经济。

这些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工业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居民吃穿用凭票的问题得到解决。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到2010年前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破除了“姓资姓社”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扰，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了规定。

1994年，财税、金融，投资、外汇等市场化改革为经济体制转型打下了基础。

此时，较大比例的公有制、国有经济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企业制度改革放到了重要地位，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还没有到位，由此看出它的难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40%的企业亏损，众多企业停工半停工。严峻的形势成为推动改革的倒逼力量。

这期间，一方面开展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具备条件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困难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从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兼并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分流职工约2000万人，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了上万家国有中小企业，保住了大量就业岗位。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中国联通、中石化、中石油等一批大型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充实了上千亿资本金，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红利开始释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又给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加了一把火，形成了三驾马车拉动产业发展的局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一段时期，每年新增发电装机3000万至4000万千瓦。铁路一年新建3000km到4000km；高速公路每年新建5000km到7000km；万吨级泊位一年要增加100多个。每年建设无线通信机站约10万座。

中国铁路

二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刺激了购房需求，仅商品房每年建设面积就达20多亿平方米，几乎占全球的一半。私人轿车从限制转向鼓励，迅速释放了潜在需求。一段时间汽车产销量年增30%-40%。从2002年到2017年的15年间，汽车产量增加了8.8倍。平均每年净增170万-200万辆的汽车生产能力。

三是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到2010年的9年增长5.8倍。

这期间一个影响长远的进步是中外合资合作迅速发展，我国的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第三阶段，2010年之后开始的向创新驱动转型期。

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2011年开始，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劳动人口进入绝对数递减阶段，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进出口的增长势头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此时，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能力减弱。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专家关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势在必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国家制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不断改善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破解了一些阻碍创新的体制障碍；对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压缩过剩；倡导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倡导“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一系列举措较快发挥了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快速启动，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较好地消化了增长速度回落带来的风险。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