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ABN的队伍也在壮大，很多重要的政客和官员也加入到了ABN的行列。比如，ABN为了纪念乌克兰起义军UPA成立40周年的 “国际委员会”名单中，就赫然出现了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共和党保守派大佬，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军中将丹尼尔·格拉汉姆（Daniel O. Graham，曾任中情局副局长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美军上将布鲁斯·霍洛威（Bruce K. Holloway，曾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等一干美国军政要人……这些军政要人也不只是单纯挂个名字，而是切实地跟ABN进行密切合作，在美国国内通过游说和拉票帮助符合他们右翼意识形态的政客当选，在美国国外则是共同支援亚非拉地区的反共政权或叛军。

ABN的巅峰时刻，当属里根政府时期。里根其实跟东欧流亡者们早有交集。1968年里根还是加州州长的时候，他就签署了宣言，将4月10日定为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日” ，声称自己是在为超过15万身处加州的克罗地亚裔发声，指责南斯拉夫奴役克罗地亚民族……里根的这一宣言，与加州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的影响和游说是分不开的。里根“邀请全体公民都致以敬意”的4月10日，正是二战时期纳粹支持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建国日。

里根当州长时纪念所谓“克罗地亚独立日”的宣言

顺带一提，美国国会在ABN的游说下，于1981年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不光支持乌克兰的独立，还干涉乌克兰的所谓“宗教自由”，甚至支持将6月30日作为“乌克兰独立日” 。而6月30日这个日期是什么日子呢？正是ABN领导人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在1941年协助纳粹侵略波兰和苏联时，自封的乌克兰政府成立的日子。

当然，美国议员们可不知道（或者无视了）这个日期蕴含的纳粹背景，也没有思考为什么班德拉和斯特茨科的所谓政府可以代表乌克兰人民，而是全盘接受了ABN一方的主张，认为6月30日就是乌克兰民族同时抗击纳粹和苏联，争取民族解放的纪念日（当然，后来苏联解体，乌克兰就有了真正的“独立日”了）。

总之，凭借着ABN这些流亡者在共和党内为竞选做出的贡献，以及多年的人脉积累，很多乌克兰裔成员在里根政府内得到特别重用。比如，前面提到的UCCA主席列夫·多布里扬斯基被委任为驻巴哈马大使，多布里扬斯基的女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则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UCCA的信息服务部长乔治·内斯特楚克（George Nesterczuk）先是担任了美国人事管理局的副局长，随后又担任了美国新闻署的副署长。

1983年7月，白宫甚至直接举办了一场“被奴役国家周”的活动，同时纪念ABN成立40周年，ABN和斯特茨科被视为先进团体和个人邀请到白宫。在活动上，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亲切接见ABN领导人斯特茨科，与其握手并合影留念，还向他深情承诺：“你们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你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你们终有一天也将自由。你们是自由世界的良知。”

1983年的ABN会刊封面，就是里根在白宫会见ABN成员的照片

1986年斯特茨科去世时，里根政府也公开表示哀悼，向斯特茨科的遗孀、也是ABN新任领导人致了唁电。在唁电中，里根将斯特茨科的一生形容为“怀着对自由的热爱燃烧自己的生命，照亮了被暴政笼罩的黑暗年代。”

当然，里根政府吹斯特茨科是自由世界的良心、为ABN等流亡者组织加油打气，斯特茨科也会带着ABN吹里根是自由世界的救星，支援里根的竞选活动。

1984年大选时，ABN就发布宣言，动员其下属的各族裔流亡者都要在选举中支持里根：“所有来自被俄国奴役国家的美国公民，对各自国家和美国怀有使命感的人，都应当共同启动支持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的竞选活动……里根总统是热爱自由的美国民族及其反殖民解放战争传统的最佳化身。ABN在美国的朋友和同情者，将全力支持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的连任……”

本质上，里根还有那些美国政客们对斯特茨科放的彩虹屁都是商业互吹，大家互相利用罢了。

客观地说，ABN和斯特茨科之流并不是真的那么神通广大。虽然他们个人的“奋斗”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乘上了反共的东风，抱对了右翼的大腿，迎合了美国政客们的需要。

重大挑战——区区司法部与媒体竟妄想扳倒流亡者？！

当然，即便是这群东欧流亡者已经上达天听，也并不能总是左右逢源，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想看到一群前纳粹成员跑到美国吃香喝辣。ABN遭遇到的考验不光来自苏联，也来自美国。

很多记者和学者早就写了很多文章揭露共和党与极右翼和纳粹分子的勾结，而美国司法部也有一个“特别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简称OSI）”来调查流入美国的纳粹余孽。

比如上面就是《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写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揭露尼克松与前纳粹分子的关系。

《纽约客》记者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和他兄弟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当时也写了一本书揭露反共产主义联盟，在书里将ABN形容为“最大最重要的，为全世界前纳粹合作者服务的伞形组织”。

实事求是地说，我如今能在这里写这么一大串文字，一部分要归功于冷战时期的这些美国记者、学者和作家们写下的史料，帮助总结和归纳了不少这些东欧流亡者的纳粹黑历史，以及他们和美国政界的关系。

当然，最大的功劳还要归于ABN自己发行的官方刊物《ABN通讯（ABN Correspondence）》（其中一套原件就躺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毕竟匹兹堡也是不少这些东欧流亡者落脚和终老的地方），他们对自己的纳粹往事、极端主义以及反犹主义其实也毫不避讳，只不过会想办法洗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