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当地时间7月16日，拜登发表的一份“反华宣言”，跟百年前的一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有关

每年七月的第三周（今年是7月18日至24日），是美国的一个法定节日，叫做“被奴役国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

这是冷战时期国会立法创造的一个节日，本意是为了攻击被苏联和共产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国家，号召那些国家的人民反抗“奴役”。冷战结束后，“被奴役国家”就不限于苏东阵营，而是一切被美国认定的“流氓国家”和“独裁国家”，中国自然也在其列。

2021年“被奴役国家周”，截图来自美国白宫网站

去年特朗普在“被奴役国家周”的声明中特意点名了中国，声称中国造成了全球的疫情，并讲到了香港。

虽然拜登推翻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但在“被奴役国家周”的声明里面，在对华的对抗态度上，两人保持了高度一致。

比如拜登在今年的宣言里，除了点名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俄罗斯之外，还重点提到了中国的新疆和香港。

那么，这样一个“被奴役国家周”，究竟是怎么被美国立法的呢？这件事的渊源其实比大多数人想得都要远，我们还得从百年前的一群乌克兰纳粹流亡者说起。

初出茅庐——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大国间“纵横捭阖”

一战结束后，乌克兰地区一部分留在了苏联，一部分被划给了波兰，并没有独立建国。为了建国梦，一群极右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和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为首，建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简称OUN）”。

班德拉

斯特茨科

OUN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法西斯主义，想要靠极端手段来争取乌克兰独立，视波兰和苏联为仇敌，主要在波兰境内从事暗杀和纵火等暴力活动。由于乌克兰的独立有利于打击波兰和苏联，英国和德国的情报组织在二战前都对OUN进行了资助。

到了二战时期，OUN与纳粹德国进行了更为直接的合作。德军入侵波兰后，大量波兰监狱里关押的OUN成员被释放，并积极配合德军的行动，很多人甚至直接加入了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为纳粹服务，共同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

到了1941年，跟着德军一道入侵的OUN觉得复国时机已到，便在利沃夫宣布“建国”，斯特茨科自命为乌克兰总理。当然，这种捡漏的行为显然没有得到德国主子的认可，于是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又被软禁了起来。不过软禁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43年，纳粹德国败象已现，终于意识到需要拉拢各族裔的民族主义者共同对抗苏联，于是又将OUN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放了出来，由他们承担一部分反苏反共的任务。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有个主要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加利西亚志愿师”，就在今年四月份，基辅还有几百人游行纪念这支部队

为此，在纳粹德国的安排下，OUN集合了其它的东欧反共势力，建立了一个名为“反布尔什维克国家集团（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简称ABN）”的组织，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担任领导。

当然，ABN也并不能挽救德国的败局。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为纳粹服务的ABN也随之解散，领导层逃往西方以避免苏联的审判，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而此时，欧美情报部门，特别是战前就与OUN有过合作的英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流亡者产生了极大兴趣，想要通过他们来搜集苏联和东欧的情报，甚至颠覆苏东的社会主义政权。而OUN的领导人也极力夸大自己的能力，声称自己在东欧潜伏着大量抵抗力量准备起义，万事俱备，只欠西方支援。

就这样，1946年，在英国情报部门和流亡者团体的资助下，曾经的ABN在慕尼黑正式复活，仍然是一个以OUN为核心组建的反共联盟，仍然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担任领导（班德拉1959年死后由斯特茨科完全接管OUN和ABN），企图整合欧洲各地流亡的反共反苏势力，推翻东欧、苏联甚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权。

为了获取西方的支持，ABN试图转型成为一个更加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组织，淡化了原先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而强调自己与西方接近，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组织。

最重要的是，ABN完全抹除了自己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历史，声称自己在二战中同时抗击德国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侵略，反复拿着纳粹对他们的暂时打压说事，避而不谈与纳粹的合作历史以及犯下的战争罪行。

当然，二战时期东线各势力的关系就是一团乱麻，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OUN旗下的“著名”的“乌克兰起义军”（Ukrayins'ka Povstans'ka Armiya, 一般简称UPA），在二战期间屠杀过无数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乌克兰人。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打过德国人，那肯定有，但他们杀的德国人怕是都没有杀的乌克兰自己人多。

1943年UPA在波兰进行屠杀的受害者

但二战过后，被ABN一洗白，不光是班德拉与斯特茨科成了抗德英雄、UPA和OUN成了反法西斯先锋组织，大量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东欧法西斯主义者也都被ABN赞扬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正面人物，比如克罗地亚的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 (Ante Pavelic)，就被ABN称为“民族英雄”，认为仅仅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抵抗俄国侵略而与德国合作，丝毫不提他参与种族屠杀的历史。

ABN继承着二战的老传统，不光迫害苏联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就连乌克兰普通民众和海外流亡者也都不放过，凡是不同意见或不愿意合作的人都是他们的眼中钉。所以，即便是同样反共的东欧流亡者，很多人也认为ABN的极端倾向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破坏团结，甚至将其视为“继承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传统”。

一些跟ABN不对付的乌克兰反共流亡者组织出版过一个名为《什么是ABN》的小册子，呼吁大家认清ABN的纳粹真面目，不过似乎没啥卵用

因此，欧美政府一开始对ABN还是有些戒心的。虽然情报机构想要利用他们，但主流政界还是持观望态度。美国国务院也认为ABN的成员具有集权主义倾向，擅长杀戮异己，应当与其保持距离。比如1952年，当ABN在纽约组织会议的时候，ABN的领导人斯特茨科却无法参会，只能在加拿大多伦多遥祝一切顺利，原因正是他被美国拒绝了签证。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于ABN的地下武装力量在当地本就不得人心，加上苏联一直在清扫潜伏反共人员，ABN承诺的东欧和苏联的起义根本没有出现，欧美派过去的情报人员也有去无回，ABN的武装颠覆思路算是彻底泡汤了。

可是，你以为这就是ABN的末日了吗？并没有。当ABN逐渐放弃暴力活动这种极端路线，尝试把自己包装成主流组织之后，他们反而在美国重启了新生活。

新起点——重生之乌克兰纳粹流亡者竟在美国“洗白”

虽然美国主流政界并不热衷于跟苏联进行激烈对抗，但很乐于在意识形态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因此，即便美国并不欢迎ABN试图武力颠覆苏东政权的极端主张，但ABN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指控和抹黑，特别是将苏联视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侵略者的意识形态宣传，还是在美国受到了广泛认同。

美国主流政界在五十年代虽然一直跟叫嚣武装斗争的ABN保持距离，但为了选票，一直积极参与东欧裔流亡者的民族主义活动。这些民族主义活动的背后，实际上仍有ABN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