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8月5日，外交部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包含了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三项涉及军事层面的措施。

您能否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此次被取消的三项沟通机制原先究竟是怎样运行的、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外交部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图源：外交部网站截图）

周波：这次取消的三个机制在时代背景和主要目标上各有不同：

1998年，中美两国国防部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这是中美两军磋商机制中历史最久的一项，分为年度会晤、专门会晤和工作组会晤三个层级。之所以建立该机制，是由于美国常年对中国进行高强度、大范围的军舰和飞机侦察，而中方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所以极易发生摩擦，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此类摩擦的一个典型例子。中美双方建立起军事层面的日常沟通机制，正是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这一沟通机制当然有益，但是从效果上看，成效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不同：

我们中国谈的是战略性问题，而美国谈的仅仅是战术性的问题，例如美方经常说“中方飞机和军舰上次靠我们很近，威胁到我方飞机和军舰安全”；而中方认为“美国应该减少直至取消针对中国的敌意的海空侦察。”换言之，在中方看来，美方的诉求实际上相当于在前来对中方进行挑衅、侦察的同时要求中方保证其安全，实属无理要求。

因此，由于双方理念的差异，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成立十几年来，始终在“原地打转”。我自己曾经带队去五角大楼谈判美国舰机侦察的法律地位，双方都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公约在许多地方是模糊的，可以灵活解读的，而国家利益则是清晰的，所以双方很难形成有效共识。

第二个机制是中美两国的国防部会晤，成立于2005年，这一机制是美国国防部相关部门和我的单位——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之间的机制化会议。

这一机制化会议主要作为执行机构，落实中美两军之间达成的各种共识，每年轮流举办会议，总结形势、展望未来、落实共识、提出建议，可想而知这一机制非常重要。

第三个机制是战区领导通话。这是一个新的机制，它有其特殊的背景：中美之间由于关系敏感且重要，对中方而言，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两军关系更加敏感，所以涉及中美两军关系的事都不是小事，所以报批层级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国人比较强调一线官兵之间的接触——前线的官兵之间不能出事，要避免“擦枪走火”。

中美两军的体制也不太一样，中国的体制更垂直，层级更多，美国的体制更加扁平灵活。但是过于灵活也有问题。我们认为，一线当然是近距离接触，但是基层官兵必然战略意识相对欠缺，如果没有上级的正确指导也容易出问题。

在此之前，出于各种原因，陆军对话机制、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部分对话机制已经停止。本次“三取消”之后，中美军方目前就只剩下了两个沟通渠道：其一是中美军方在2008年建立的直通电话，俗称“热线”；其二是两国大使馆武官处的日常公务交涉。

观察者网 ：在您看来，国家为何选择这三项作为制裁的内容向美方传达了怎样的信号？

周波：之所以选择这三项作为制裁内容，是为了强调中方的反制决心。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我们在台海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军事手段在台湾问题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将涉及军事的“三取消”作为对美第二波八项反制措施中的前三项，明确展现了中方的决心。这一决心之坚定也体现在“三取消”的措辞上：后五项反制措施是“暂停”，言辞中留下了恢复的余地；而前三项是“取消”，虽然并非毫无恢复的可能，但态度上较之前者显得更为有力、坚决。

就“三取消”所传达的信号而言，这三项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制裁力度，向美方表达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中国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观察者网：这三个机制的取消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波：我认为，“三取消”的影响主要在于政治层面，即，让美国人意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三取消”以及配套的军事行动就规模和力度而言均堪称史上罕见，中国大陆以此表明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毫无妥协余地、为此不惜一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