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134]，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135]。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136]。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137]。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38]，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139]。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 [140]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磨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141]。[142]

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143]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144]，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145]。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146]。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147]。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148]。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49]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150]，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151]。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52]，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153]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154]，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155]。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156]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157]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158]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159]。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160]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161]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继任东吁国王，随即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162]。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163]。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64]。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

万历年间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中缅力量边界伸缩的底线和极限。也就是说，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缅甸力量的极线——如果中国衰落的话——能达到云南保山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中国西南防线的被迫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力量的极线——如果缅甸衰落的话——能达到缅甸阿瓦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缅甸被迫的底线；而目前的两国边界，从历史不断拉锯式的交锋看，就是两国力量中和和常态的边界。但这只是明朝以来的常态的边界，与元朝相比，明缅边界已大幅向中方一侧东移。而造成缅甸战略极线大幅延长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国的覆灭。

由于没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战，明军劳师征远，虽能击败缅军，却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蛮莫[165]，次年为明军击退。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减弱。明军虽收复蛮莫，但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关于此，史有记载：

万历初罕拔、岳凤等导缅兵入陇川,三年（1575年）复陷干崖。七年（1579年）遂尽据孟养之地。十年（1582年）并据有干崖地。是年瑞体死。十一年（1583年）瑞体子应里并木邦地，湾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顺宁以北，官军破走之，复收湾甸、耿马诸境。别将率兵出陇川、猛密，至缅境，于是木邦、孟养诸酋皆降。师还，缅复炽，数侵邻境。十六年（1588年）复夺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夺孟养及孟拱、孟广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蛮莫，寇陇川,官军击却之。寻复寇蛮莫，寇孟养。三十二年（1604年）猛养陷。自是以后五宣慰渐为缅所并。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166]

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167]。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168]，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169]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原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170]，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171]。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更是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172]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173]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174]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175]。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176]。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177]。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178]，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179]、万仞关[180]、巨石关[181]、铜壁关[182]、铁壁关[183]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184]。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何平写道：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185]

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186]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187]。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