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89]。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190]。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191]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192]。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193]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194]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195]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196]，可不寒心。[197]

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198]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199]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200]。《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201]。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202]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203]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204]。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205]。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206]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207]。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208]，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209]，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210]。云南巡抚宋兴祖[211]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212]。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213]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14]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215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儿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216]

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217]，不无可惜。[218]

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219]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后冲，新城兵弱，酋或繇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22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221]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222]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223]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º向东退至97º～98º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224]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22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226]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227]，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228]

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229],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灭八百；以万历八年掳孟养酋思个，再以十八年逐思远，遂灭孟养；以万历十年掳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掳罕盖，遂灭木邦；以嘉靖间破老挝之揽掌，挝已失东偏，惟西偏仅存，未尽属缅，然亦不通中国。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缅安得不大也。[230]

尽管已晚，洪学还是提出亡羊补牢之策，但大明朝廷上下空议国事的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政风已将西南戍边信用资源透支殆尽。随着明末的乱局出现，从汉代至元代先辈们在西南边疆开创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

读史至此，联系昨日西南果敢之乱局 ，为明日计，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二 西域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一） 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继则京师危矣。

——西域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31]。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23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山子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沟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线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233]；“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234]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拉铁摩尔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235]

在地区安全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且互为依托。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从北路荡平。从南北两向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门户，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此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还有一条“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西向的一条路”[236]这条路不仅是经南疆进入帕米尔、中亚或南亚的通道，还是新疆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东路走喀剌河，经青海入藏；中路经格尔木至腾格里海（那木错）入藏，此路最为便捷。清朝“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237]1731年西藏噶布仑阿尔布巴与盘踞新的准噶尔部串通，阴谋反清。雍正告诫驻藏云贵总督鄂尔泰，“谆（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严令卡断双方相互流窜的通道。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及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238]。再往南便是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释道安《西域志》说：“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239]学者钟兴麒经考证认为：这个“伽舍罗逝”即葱岭古道上的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240]。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241]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242]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43]。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

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学国、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清人魏源注意到这点，他在《海国图志》中指出：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244]

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245]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246]

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247]。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248]也就是说，中国西域安全压力比较突出的时期是汉唐时期，那时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西北大漠。这时东北问题是从属于西北问题的。明代以来，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压点由西北转到东北，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东北大平原。这时西北问题就从属于东北问题。因此，以下关于中国古代西北治边经验的总结限于汉唐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