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时，檀石槐鲜卑集团大举南下,“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300]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汉、匈三万骑兵“三道并进，径二千余里征之，檀石槐帅部众逆击，旻等败走，兵马还者什一而已”[301]。此后，“鲜卑众日多”[302]，为乱中原，甚于匈奴，以至演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的大变局。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此后，鲜卑陷入分裂。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17～420年），鲜卑各部趁中原混乱，在关东建立慕容氏诸燕（后燕、西燕、南燕、后燕、北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公元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鲜卑族共建立十个国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汉化鲜卑人为主体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就成了建立隋、唐两朝的中坚力量。陈寅恪写道：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303]“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

至此，由东汉桓帝（公元147～167年）时檀石槐率鲜卑在中国北方崛起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经历了近五百年的从大乱到大治大变局。其间，中国曾裂分为数十国，分合反复，终以汉文化核心融合为新形态中华民族：秦汉以来的传统汉人及其统治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被打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迁徙到遥远的岭南，以往的“胡人”与中原汉人相融合后成为中原新的统治集团即“关陇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经韩愈的“复古”到宋时确立为新儒家文化。

（五）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结果并不坏，只是过程太残酷。好结果说明中国很难形成欧洲那样的各国对等分裂的形势，不管谁统治，只能有一个中心。融合即冲突，以秦汉文明为底色汉政权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经由北而南的胡唐、蒙元、满清与由南而北的（汉）宋、（汉）明和民国反复冲突和拉推，最终将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304]。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或许——如果当年窦太后采纳了宋意、袁安等的意见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些颠覆性大变局的风暴起点都在中原北方蒙古高原而不是南方山地，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也不能不考虑有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政策失误的原因。或许因发迹于北疆的缘故，胡、蒙、满诸族入主中原后下功夫最大、对中华民族贡献也最大的就是边疆治理，其间也是中国周边疆域最大、边疆稳定系数最好的时期。在这方面，他们留给我们的文治武功及丰富的治边经验，值得今人发掘。除了中国学者外，美国中国边疆史学者拉铁摩尔在比较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英帝国后，对中国的边界政策制订提出了的意见非常贴近中国的经验，值得重视，他写道：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的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305]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时下某些“援助穷国不值当”[306]的舆论相似，西汉后期也有人指责国家为了建立平衡的周边关系“虚费府帑”，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史载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年）：

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307]，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308]。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309]

公元前3年，匈奴希望能参加第二年的大朝活动，哀帝正患病，觉得不吉，比较为难，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群臣认为“太费国库”，劝皇帝“可且勿许”。对此，杨雄则持相反意义，认为应当接受匈奴的请求，其回应有力且对当下的我国的周边关系的处理有借鉴意义。杨雄论从史出：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310]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311]，卒[312]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313]！”于是大臣权书遗之[314]，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侯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315]，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316]，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廷对匈奴政策由高祖以来的忍让到武帝时的全力反击，杨雄认为，“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长熬当然不如短痛：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317]？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318]，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宣帝始，北疆出现了难得的“大化神明，鸿恩溥洽”的安稳环境，而匈奴内部发生分化，宣帝及时抓住历史时机，软硬两手，接纳了部分匈奴的“归化”。

至本始[319]之初，匈奴有桀心[320]，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321]。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322]，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323]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324]。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325]。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326]以恶，其强难诎[327]，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238]，交接赂遗，威仪俯仰[329]，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330]之壁，籍荡姐[331]之场，艾[332]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333]，固已犁其庭，扫其闾[334]，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335]，前世重之兹甚[336]，未易可轻也。

杨雄认为，今日北境安定形势，是前朝先辈们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且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长，面对朝廷可以因轻视匈奴善意而可能造成的国家灾难，杨雄疾呼：“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337]，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338]以来厌之辞[339]，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340]！夫款[341]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342]，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343]。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344]，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氓)之祸。

后面杨雄又用王莽边疆失败的教训反证了自己所说的“万世之固”而非“一时之事”[345]的认识，此不再赘引。

杨难论从史出，总结了秦汉以来国家北疆治理的正反经验，认为匈奴是打不完的——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346]，在中国北方，其他民族都比较容易臣服汉朝，“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对付匈奴的最好的办法是多培养像康居、乌孙这样可以“以制匈奴”的盟友并引导匈奴成为汉朝的友邦。为此即使“费岁以大万计”，也是值得的。汉廷决不能因眼前小利“费十而爱一”，使百年的辛苦经营下来的北疆稳定毁于一旦。杨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甚至对当下认识周边，特别是东北亚问题，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奏章上达后，“天子寤[347]焉”，召还匈奴使者，重新答复了单于来信，允许单于拜见。赐杨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说明:本文六万余字，全文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主办）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