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未遑远略”到“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宋元时期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聪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顺立。

时北面的宋廷为全力向北防御“乃弃越巂诸郡”，南面的缅甸骠国更是衰灭，这种“出则无敌国外患”[86]的外部环境，使大理国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对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来自缅甸蒲甘王朝的侵袭，保证了西南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稳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话说就是：

云南自古为蜑[87]獠之域。秦、汉以来，虽略通道，然不过发一将军、遣一使者，以镇遏其相残，慰喻其祁恳而已。所任得人，则乞怜效顺；任非其人，则相率以叛。羁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室屡覆，而南诏始盛矣。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88]与唐、宋相终始。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89]

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大理国亡，其祚长达316年。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域外缅甸方面，与中国“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内战同期，缅甸也因骠国衰落而陷四分裂。骠国瓦碎后，缅甸中部和北方也裂变出许多分散的部落势力，这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蒲甘王朝崛起于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以东的广大地区。到11世纪初，以蒲甘为中心，王朝统治范围北至密铁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东到皎克西。大约从南到北约300公里，东西100余公里。这一地区也正是骠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宋史》专列《蒲甘国》，称“蒲甘乃大国王”：

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注辇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缄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阯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籥，用锦绢夹襆缄封以往。”从之。[90]

宋崇宁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当的势力。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开始着手统一缅甸的战争。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国归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随后阿奴律陀率军向西，出兵阿拉干北部。为了防止东北掸人抄后，阿奴律陀又与掸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对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东北部的掸人各邦纷纷称臣纳贡，缅甸首次统一。蒲甘王朝曾兵临大理城下，不克而退。这次冲突“并没有引起与大理的战争”[91]，但已具有了古代国家战争的雏形。

真是生不逢时。与大理国的命运一样，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壮志未酬之际，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天而降。民族史学者尤中教授写道：

正当宋、金严重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云南地区大理国的白族封建主们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蒙古贵族的势力崛起了。[92]

1253年，成吉思汗听取郭宝玉“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93]的建议，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次年灭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国分云南为五大部：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设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今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94]

忽必烈任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统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等。

云南行省建立起来之后，军政事务均由平章政事根据朝廷命令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央派人来作云南王，权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范围内，分设宣慰司[95]都元帅府。“这一来，在多民族而情况复杂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内汉族地区一样，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保证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权力的贯彻执行。”[96]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来迁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进入缅甸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金齿地区在此元明两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为加化其军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格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今云南德宏州和临沧地区西部一带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随1274年南宋降元，开始由边疆防御转为边疆扩张。蒲甘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载：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97]

明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识就比元代进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载：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98]。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99]

元初，缅国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声势。缅王联合建昌金齿[100]诸部与元朝对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缅王入朝，无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缅军犯云南边境，双方发生冲突。元军用草原合围群狼的“合围把稍”的战术[101]彻底解决金齿地区的抵抗。据《元史·也罕的斤传》：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与右丞相太卜、诸王相五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兵五千戍之。[102]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灭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区进攻蒲甘国，元军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边，攻占太公城[103]和江头城[104]。次年建都金齿等西南十二部向元军投降。“元朝军队占领太公城，恢复了大理国后期被缅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设太公路，后又于今缅甸掸邦北部的瑞丽江上下周围地带设蒙怜路和蒙莱路”[105]。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106]缅国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1297年，元成宗正式“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107]，缅国成为元朝藩属。1301年（大德四年），缅王被其弟所杀，“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108]元军南征八百[109]，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元边疆南扩至今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

至此，蒲甘王朝权力及其治域转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诏、大理之后，云南地方与朝廷中央严重分离的局面告以结束。

（三） 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10]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11]。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12]。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113]，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114]，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1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116]、木邦军民宣慰司[117]、缅甸宣慰司[118]、八百军民宣慰司[119]、车里军民宣慰[120]；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1]。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22]。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123]。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124]。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25]。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126]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127]。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128]

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129]。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130]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31]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132]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