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亚尼斯这些西方学者的批判意识已经非常可贵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话语牢笼。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认为平台资本崛起，导致市场经济面临失败、自由雇佣劳动衰落、代议制选举受到新技术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种批判还是太表面了，它存在不少问题，我简单地讲几条。

第一，他们指出的市场和利润的消亡，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它只是暴露出了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落后性和野蛮性。诚然，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

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政治解放、市民社会等等。他的意思就是说，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挂钩的。比如说你是个大地主、大贵族，你就享受相应的封建特权；而没有土地的人，你只能去当农奴，当附庸。

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就是政治解放，让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脱钩，变成现代的个人，实现了基本的政治平等。将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人的真正解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要靠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

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反封建并不彻底。资本主义靠市场经济和自由雇佣劳动来剥削，这是一种经济剥削，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超经济剥削。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里边脱胎而来的，它本身就拖着长长的封建的尾巴。

从欧洲内部长期存在的奴役劳动，北美的白人契约奴、黑奴，到今天美国仍然泛滥的童工、男女同工不同酬；从西方殖民主义对其他地区的种族灭绝和残酷剥削，对印度和清朝的掠夺，到帝国主义的全球吸血和世界大战，再到近年来美国四处搞颠覆、抢资源、偷石油。

2014年2月20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附近，示威者在冲突过后休息。 新华社

资本主义能够杀人越货、搞超经济剥削的时候，它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只有超经济剥削搞不了，它才会耐心坐下来搞经济剥削。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资本主义出现的这种违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的倒退，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形态而已。

中国崛起最大的一个世界意义就是让西方资本主义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去掠夺和剥削世界，于是就把资本主义给打回了原形。

第二，这些西方学者们没有真正碰触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看这些知识分子探讨，基本上不谈美国自由民主制度，或者西方代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市场经济还是健康的，代议制是民主的。所以他们批判新封建，一定程度上还是含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谈的是，西方代议制本身并不是那么现代，它本身就是一种封建制度的遗留。在古代西方的历史上，能够称为民主的制度，都不是以选举为主，而是采取表决、抽签等等制度。

选举则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制度形态。天主教会的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波兰王国的贵族民主制、英国的议会制，都是贵族掌握和分配政权的一种形式。

到了现代，选举权扩散，代议制也披上一个虚假的民主外衣，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贵族制度，只不过封建贵族被替换成了商业贵族，然后换成工业贵族，再后来演变为垄断资产阶级贵族，二战后逐渐替换成犹太和金融资产阶级。

今天的美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科技和平台资本新贵所发起的新一波替换运动，掌握权力的永远是资本贵族。

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新右翼的抬头，正是科技和平台新贵族上位的体现

正如英国思想家拉斯基所说，所谓代议制，就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分享政治权力的制度。西方代议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把财产权力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工具。

那么当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停滞，资本家的进步性开始消失，社会贫富分化和财富积累出现世袭化倾向，那就一定会带来权力的世袭化。从世袭财产到世袭权力，难怪今天西方看起来越来越像封建社会。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亚尼斯他们提到了通过技术社会主义或者技术共产主义这些方案。但是作为欧洲左翼学者，他们的思想局限非常大，而且也缺乏对社会主义如何运行的直观经验。

比如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大资本平台，在美国只能是国会装模作样地把他请过来质询一下，而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监管、处罚、立法等等方式来规范平台资本的发展。

西方左翼它跳不出代议制的思想套路，但我们其实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我们靠先锋政党，靠公有制，靠人民政权，靠人民军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当然中国今天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也要改革，但是我的观点绝不是今天一些学者或者社会人士所主张的教条主义的自由化，或者开放化方向的改革。

第三，封建主义的含义本身很复杂。单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封建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权力的割据。西方文化特别喜欢强调自治，其实这本身就是封建传统一个部分。

人类从小社会结合成大社会，形成统一的经济和政治体，是非常难的，它对制度和文化都有极高的要求。

中国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到秦统一，才逐渐走出政治权力的封建割据状态，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实践，到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国家统一和地方自治之间寻找平衡。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能让特殊性压倒统一性，不能让地方性危害整体性。

而相反，西方历史它非常缺乏统一政治经验，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过程中，除了欧洲的一些小国一度建立起比较统一的政治实体，稍微大一点的国家的政治建设始终没能突破这个“天花板”。

比如英国、德国、美国，都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和一体化，所谓的联邦制就是典型的具有封建性的半成品。而欧盟更是一个未完成就陷入重重危机的制度实验。

2016年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遭遇的重大挫折

因而，当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停滞，国家建构也告一段落时，这些封建因素就开始上升，消解统一国家，重新进入各种地方性、特殊性力量割据的状态。亚尼斯这些学者所看到的技术封建割据、云割据、数据庄园，就是这种封建性政治结构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

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一展开。总之，以亚尼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思考和批判，虽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囿于欧美文明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看到问题的全貌，也做不到理论的彻底，很难真正提出有效的方案。

因而，最后不是沦为对资本主义历史倒退的悲观主义的哀鸣，就是陷入对未来方向的唯心主义的空想。

比如他们对新封建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世袭化，所提出的方案要么就是不疼不痒的收税；但问题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你向资本收税，这不就是与虎谋皮吗。

要么空泛地谈论共产主义，包括刚才提到的约迪·迪恩，也在讲先锋政党，讲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堡垒中，不会自动地生长出共产主义。

我真的希望这些思想家以后提出更好的理论，更有力的话语，更积极主动地帮助世界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主义的复辟，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