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提问

观众：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民主道路，有人说中国的民主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有部分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威权政府统治的社会，所以想请问两位老师有哪些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观点，来证明“中国式民主”？

张维为：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民主”。西方惯常将民主界定为“一人一票+多党制”的程序民主，我们认为这只是民主形式的一种。如果只是为了投票而投票，那要这民主何用？有位名叫史天健的学者曾做过大量调研，发现中国人对民主的界定有自己的特点。民主究竟是什么？他给出几个选择，一个是一人一票投票，一个是认识更倾向于“政府倾听百姓诉求并落实于为老百姓服务”这一实质层面，结果，85%的受访者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认为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民主。

所以中国的制度能够真正产生获得感。中国民主制度设计中，党的领导至关重要。若无党的统一领导来组织民主，那么资本或外国势力就会趁虚而入，搞上千甚至上万个NGO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说过，人生病时，难道去广场上让路人随便选一个人治病，不如找专业医生更可行吗？这也是在强调治国理政必须依赖人才，避免盲目的“广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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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制度的特点就是治国必须依靠德才兼备的人才，治国某种意义上是十分重要的专业，执政者需要有战略判断力、预见力与执行力等等，这一切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靠长期历练。

范勇鹏：青年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但又有些无奈。我们总是从概念入手，可这些概念往往被西方先入为主地界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夺回这些概念——包括民主、威权——的定义权。

那么具体到你讲的威权。威权这个概念，政治学界非常多的人在用，好像现在政治学不用威权就不会说话了。

王绍光教授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所谓威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随处贴的‘狗皮膏药’”，有些人硬要把“威权”或“极权”套在中国头上，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原本更多指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西方思想界刻意扭转概念，把它们与右翼脱钩，暗中与社会主义、左翼挂钩，最终将之套用在苏联、中国等国身上。其实中国历史无论古今，都不存在所谓的“极权”或“威权”。所以青年朋友在使用概念时，要通过学习历史、观察现实，对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观众：我在观察中发现，西方模式下，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似乎并不太在意当下的政治乱局，依然寄希望于政党轮替去平息或改善现状。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为：我先从一个角度回答。德国是欧洲少数仍保有较强制造业的国家之一，金融体系相对保守，储蓄率较高，不是完全依赖“泡沫经济”。然而，俄乌冲突以后，德国同美国、英国一道制裁俄罗斯，导致本国能源与通胀危机。

我们记得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希望实现产业智能化，但朔尔茨政府对华为、阿里云等关键技术的排斥，实际摧毁了“工业4.0”战略的核心基础。反倒是中国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并在许多方面提前达成目标。能源价格高企令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大企业大幅裁员，纷纷将生产迁往中国——因为这里的制造业环境更有利。

范勇鹏：德国真的蛮可惜的，德国本来应该是欧洲最有希望的国家，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说白了，它在大问题上失去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主持人：我们从经济角度看，德国放弃“工业4.0”或许是最大损失，而根本症结在于其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今天我们探讨的德国、法国、韩国都出现了动荡，各有不同的复杂成因，却也有相似之处。希望通过这样的对话，能让大家以更开阔的视野观察西方国家和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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