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道德起点是，你是个社会人，你的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你的自由和自律一定要平衡。”

“西方之乱的根源，有没有社会思想道德层面的问题？”

当今世界，地缘冲突、能源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等无一不是挑战，而这些挑战或者说乱象的背后，能看到西方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东方卫视12月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同讨论了世界乱局与西方的制度。

范勇鹏：

近几年世界很不太平，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盛传一张图片：在亚欧大陆上，大体上围着中国一圈都在发生战争和冲突，包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国和以色列轰炸叙利亚、也门和伊朗武装袭击以色列，还有印巴冲突、缅北冲突，处处着火。在一圈的动荡包围之下，中国却在热火朝天地搞“双11”电商大战。所以就有网友感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这块安定祥和的庄严国土上。

处于这样一个变局时代，我们要思考战争和危机的原因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战争之源。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对世界的剥削，也是战乱频发的重要原因。另外，西方所创造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也加剧了民族、宗教、种族等冲突。

但是，我今天要谈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角度，就是西方式政治制度和今天世界上战乱之源的关系。

当今世界，流行的仍然是西方式选举代议制度。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有西方学者曾经提出过一种今天看起来很荒唐的理论，叫“民主和平论”，他认为采取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不容易打仗。这种理论一度十分流行，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和讨论，到今天还能迷惑一部分人。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它不值一驳，因为西方制度在战争方面留下了斑斑劣迹。

不同于这种“民主和平论”的神话，实际上西方式的制度恰恰是非常易于产生战争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逐一分析。

首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选举代议制，它表面上是披着民主的外衣，但本质上它是资本主义的标配，是资本统治国家最理想的一个制度，那么它必然会有利于资本家的统治集团使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谋利。

从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代议制的发展和战争现象如影随形，有高度的相关性。

比如在西方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代议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战争而产生发展的。自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都进入一种小型国家并存的状态，一千多年战争不休，可以说欧洲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锻打出来的。在中国的火器传入欧洲之后，热兵器战争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很多欧洲小国都需要借债打仗。

比如像威尼斯，它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最早期的雏形。它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家族统治的小国，所以它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成了这些家族的风险投资行为，自然也就形成了商业资本来控制国家的制度，所以产生了现代代议制的一个重要的萌芽。

另外还有像热那亚这样的小国，它也要靠借国内富商或银行家的钱来打仗。国家还不起债的时候，就迫不得已要把短期债转成长期债；还还不起，只好转成年金；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教会的主持之下把它搞债转股。那些借钱给政府的财富家族，就从国家的债主摇身一变，变成了国家的股东。既然我是股东，我自然可以要求控制这个“公司”，这也就是代议制的一个早期的来源。

后来出现了西欧的民族国家，像英法这些国家，动不动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长期的战争更是离不开财源，所以他们都要向意大利、犹太这些银行家借钱，谁能够得到长期的低息融资，谁就能够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且最终取胜。

作为国王他是一个自然人，会违约、会死亡，甚至还通常会杀掉债主来赖账，所以银行家借给他们钱的风险就很高，自然要的利息也非常高。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议会主权，那么议会就变成了一个法人，它比国王更容易得到低成本的资金，所以英国在最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胜出，跟这个财政有很大的关系。后来法国这些欧洲大陆国家也纷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代议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进行战争。

我们再来看西方之外，这些国家也是基于它们的战争能力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扩张。比如它们通过消灭其他民族来直接获取土地、资源，通过获得殖民地来进行资本积累，通过战争来勒索金钱。比如欧美、日本这些列强通过跟清朝的战争获得赔款，得到了大量原始资本，来支撑自身的工业化。它们还会通过战争来建立和维系霸权体系，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元霸权还是在不断地通过制造战争和危机，来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进行收割，甚至连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过。

第二，西方制度的运行逻辑本身也是非常容易产生战争的。随着西方制度在世界上的扩散，也使新的战争形态不断地扩散。

我讲的第一点是一人一票的制度，它对人口的同质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内部的种族、民族、部落、宗教这些因素比较分裂，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死结。这种东西在代议制的框架下是很难找到出路的。

第二点，从这个制度的政治过程上，我们也能看到，这套制度标榜的是“政治多元主义”，就是声称各种声音和利益都可以开放竞争，通过一个复合式的政治过程来保障政策的平衡。这个听起来确实很不错，但是只有那些有资源、有能力组成利益集团的声音才可能真的被听到，而且不同利益集团的力量和影响也是天壤之别。那么反战运动更是难以抵制那些能够从战争中得到巨额利益的集团，包括军工、金融、能源、科技这些大公司。只要有足够的利益，这些集团可以利用代议制和所谓的自由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科学家，轻松地操纵议题，煽动民意，制造战争。  

第三，这种制度还不利于冲突矛盾的解决。因为大众选举天然地有利于地方性和集团性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整体利益之上。我们看到选举，首先它是以选区为基础，或者按照社会集团来分配代表权力。如果没有一个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组织来领导，那么选举制度它所固有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弊端就一定会暴露出来。那么地方的代表考虑的就是我的选民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我是地区、行业、种族或者宗教集团的代表，我主要考虑的也是我的本位立场。所以在国家的立法和决策中，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压倒、绑架国家整体利益的情况。

另外，竞选政治也使政党和政客倾向于去迎合选民，它不是基于科学决策和权衡利弊，而是基于哪种立场更能够拉到选票。为了拉票，政党和政客就会有意地制造差异，并且导致社会撕裂。各个群体也是不断地提纯、极化，然后群体之间的隔阂不断地加高、加固，最后就牺牲了不同群体之间团结、妥协的可能性。相应地，政府对极端性思潮、对短期的剧烈情绪也缺乏一种理性的免疫机制。

比如像乌克兰，在过去十年中有很多机会可以避免战争，有很多问题可以和俄罗斯来谈判，寻找解决方案，但是它的这个制度决定了总是那个更极端的政策或者人会胜出；巴以双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有很多谈判斡旋的机会，但是往往是更极端的力量占优，温和立场要么被挤压、清除，就像伊扎克·拉宾总统被刺杀，要么就是表现得更加极端，就像现在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西方前不久有一个报道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本身其实并不是极端派，但是在政府、军方和选民里的各种极端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走向极端。

第四点，政党轮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一方面，轮流坐庄可以很快地把上一届政府的战争责任清零，就导致执政党对战争会抱着一种投机主义的心态，烂摊子我留给下一任来处理。另一方面，现任的政党面临连任压力的时候，也会有意地通过战争来提升连任的机会，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现象。当战争能够带来利益，同时我又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时候，那么掌权者很自然地倾向使用这种方法。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这种制度从设计上就是为了方便资本的操纵，因而它也同样有利于外部力量的操纵。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操纵之下，像韩国、日本这种国家，稍微有点政治智慧，主张东亚合作、和解的政治家总会出局，或者坐牢，或者死亡，而那些甘心为美国火中取栗的政客则往往会青云直上。然后我们看乌克兰政坛，但凡老成稳健一点的力量都逐渐地被排挤、边缘化，而那些不考虑乌克兰人民利益、一心为美国当急先锋的政客却能够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欧盟也是这样，欧盟的政治精英阶层里边有大量的美国代理人，他们几乎不用考虑欧洲人的利益。

今天世界上此起彼伏的紧张局势，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濒临终结。同样，我认为今天也是我们严肃地来检讨西方式政治制度的时候了。一个制度如果它在国内总是不断地造成分裂、贫富差距，在国际上总是带来战争和冲突，那么这种制度它配不配称作一个民主制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