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不少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提出类似“造物主”创造的人类、“上帝”赋予的人权等等概念，而张彭春明确表示反对，指出《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被不同信仰的国家都普遍接受，所以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文化或者宗教传统。

另外，他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利，认为苏联所主张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如工作权、教育权、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等，不具有可执行力，不应该算作人权。张彭春他以中国文化为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远在那些概念内容成为现代概念之前，中国人关于经世济民与社会公正的论述至少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他引用了《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张彭春的主张得到了当时苏联阵营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支持，最终《世界人权宣言》把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最后，他还坚持“义务”与“权利”同样重要。张彭春反复强调，在中国文化中，权利与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他的主张最终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也就是“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地发展”。

回望张彭春先生为《世界人权宣言》所提供的中国智慧，特别是他强调的理性与良心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经济社会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平衡，今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七十多年中，我们人类社会经历了多少杀戮、悲剧、灾难，追究其原因，不就是这些平衡遭到了破坏吗？在此，我们感佩的不仅是一位中国优秀的学人兼外交家的远见、博学和睿智，而且也感佩中华文明的深远智慧及其高度的现代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老师给大家演讲，谢谢大家。

随后，法国全国就爆发了一场长达一周的强烈抗议、骚乱、动荡。一个平民，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遇枪击丧生，这显然就是一桩人权案。尤其这个死者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裔。结果在法国支持警方有权在生命遭到威胁时开枪的右翼、极右翼，和反对警方过度执法的左翼、极左翼，立刻就吵得天翻地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法国的全国骚乱  图片来自法媒

我们都知道，法国是人权概念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人权宣言》就是于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时发布的。刚才张维为老师已经说明了，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权观念的时候，代表的是新兴有产阶级。所以他们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权。我们中国人最初接触的人权观念，其实基本上是西化的。这种（西方）人权观出现在中国绝非偶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位于百名之外，当时的首要任务自然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因为当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方就认定，中国是要搞西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推动中国同时也开始政治领域的改革。他们心目当中的“改革”也就是要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成西方能够从外部便轻易操纵的“选举体制”，以达到他们最终控制中国的目的。如何来推动呢？“人权”就变成了西方手里的一根“大棒”。

西方的逻辑很简单：先是强调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然后再通过西方强大的舆论工具，企图让中国人相信，只有实现了西式的“民主”，“人权”才能得到保障，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显然，西方蓄意在中国挑起“人权”议题，目的就是要以“人权”为突破口，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使中国永远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而我们中国则是从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慢慢认识到，人权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权利，其核心内容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而恰恰是在生存权、发展权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做得比西方更为出色，而西方今天也恰恰是在生存权、发展权领域开始发生日趋严重的人权危机。纳赫尔事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种族歧视在法国是持续已久的“人权”问题之一。法国曾经是一个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帝国。这次被枪击身亡的纳赫尔就是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后裔，在法国被称为“移三代”“移四代”。正是因为“移三代”“移四代”的肤色、宗教信仰、母语、生活习俗等等与法国原住民白人不同，因此他们在社会上普遍遭到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找工作比法国白种人更难，失业率更高，沦为贫困甚至极端贫困的人数也更多。他们遭到执法机构更为严厉地对待，监狱里面关押的囚犯也是他们占据了更高的比例。随着法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的趋缓、降低，他们的处境和法国底层社会的白人贫困阶层一样，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今日之法国，无论是纳赫尔之类的个人人权，还是“移三代”“移四代”的整体生存权、发展权，或是法国社会底层的白人，都深陷真正的“人权危机”之中。

巴黎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图片来源：《巴黎人报》

而中国则走了另外一条人权道路。就如刚才张维为老师说的，中国狠抓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大幅度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八亿多民众成功脱贫，这真是世之罕见。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每个中国公民的人权保护，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人权道路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同和支持。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各类相关的投票中，中国一直是得到广泛地支持。比如美欧等部分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十次提出涉及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华议案，全部遭到失败。而美国则在2018年因为陷入绝对孤立而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我想就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如何加强法治，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权，始终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中国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在猛进。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两位嘉宾说到了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年来在人权促进事业上所作的大量努力、我们的智慧，也对比了西方的人权观念。大家听完阐述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尽管西方的人权观念那么长时间以来被西方社会不断工具化、符号化，但仔细去分析的话，其实概念是很狭窄的。两位都提到了它仅仅是聚焦在政治领域，更何况在政治领域也没有能够实现。但为什么像生存权、发展权这两个核心权利却始终没有进入西方视野？

张教授：如果我们从学理上来讲，特别是英美，它的传统是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传统它就分得很清楚，这个是私域，私人的；那个是公域，公域不能干涉私域。所谓“小政府”的叙事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英美等国家认为人权是你要政府能够做到的，而且法庭能够受理的。比方说工作权利，如果你没有工作，政府要不要帮你找工作？在英美，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

后来，欧洲引进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他们工人的抗议运动开始了。美国到现在妇女也没有带薪产假，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背后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市场创造机会，你去竞争，如果竞争不过，你被淘汰。它公权力不涉及这一部分。英美的传统如果讲白了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是个坏东西，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还是需要的。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它的权力，否则它要做坏事。中国传统是正好相反，政府是“必要的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组成，从逻辑上讲，应该是最能干的人，通过选贤任能。

主持人：所以中国人对于人权里头包括生存权、发展权，的认同度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人天然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没有了，再谈其它的权利，那 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人是有这个理念的。所以我们再去看西方人权它的窄化概念的时候，大家可能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它们不把发展权和生存权作为人权的核心？这么多年来难道没有遇到过挑战吗？

郑教授：确实《人权宣言》1789年就已经喊出来了，但是你要是倒过来看一看，当年它（法国）在殖民全球的时候，它讲人权了吗？它在残酷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剥削那些无产阶级的时候，它讲究人权了吗？要是真的去追究一下，你就可以发现这当中有太虚伪的东西。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法国的时候，那时候法国确实很富有。因为它们的殖民地虽然都已经独立了，但是它们从殖民地掠夺的资源，还有包括从殖民地引进的一些低价的劳动力等等，还在享受着殖民时代带来的红利。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近几十年来法国经济的逐步地衰退，法国开始出现了贫困问题，开始出现了发展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还要忽略这些问题，我觉得这就不应该了。

主持人：法国也好，其它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好，先富起来的那些国家，它可能一时间不觉得生存权、发展权对它们来说是个尖锐的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随着整个的经济实力的衰退，这个矛盾会变得非常的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