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有利于我们解构西方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形成我们自己价值观的‘心胜’。”

“一种价值的作用，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解释现状。现在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做到这两点。”

“即使在文明圈内，也存在冲突和较量。如何看待突破了文明圈的‘文化内战’现象？”

4月2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98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研究员宋鲁郑先生一起对亚洲的智慧与价值观进行了解读。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袭来，东亚国家总体的应对表现要明显地好于欧美国家。这再一次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东亚文化的关注。很多有识之士都关注到，东亚文化好像更加注重集体，更加关注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更加相信政府的作用等。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那场讨论的大背景是这样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崛起，随后又有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们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这些社会的文化自信也开始复苏，他们觉得可能自己有独特的价值观，也能够创造经济现代化。熟悉西方崛起过程的人都知道，德国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新教要求它的教徒履行天职，包括奋斗致富，然后获得上帝的救赎。这种伦理带来了英美德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坦率讲，我觉得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解释有一点牵强附会。但不管怎样，这本书是很有影响力的。

东亚一些学者也提出，儒家的伦理，特别是崇尚教育、劳动、勤奋等这些价值也是东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不少亚洲学者和政治人物都参与了这个话语的建构和讨论。其中声音最响亮的应该是两位政治人物，一个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另一个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他们认为，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也可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甚至是更好的现代化。李光耀认为，“亚洲价值观”使新加坡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比较富有的国家。

他们的观点遇到了西方主流学者的抵制，而亚洲国家内部也有分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主流观点就认为，这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失败，这场讨论也就戛然而止。但很多人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90多岁高龄的马哈蒂尔不久前还在说，“亚洲价值观”是正确的。

李光耀大家都比较熟悉，是新加坡的一位资深政要。他是这样说的，“亚洲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社会与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二是民主的目标是实现好政府；三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互相信任的关系；四是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五是国家之本在于家庭；六是国家要尊重个人；七是不同的宗教应该互相补充，和谐相处。

李光耀认为，这些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有现代的成分，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等。但“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别主要在于，即使这些价值是谁都想要的，大家都认同的，它们的优先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亚洲价值观”中，族群、社会、家庭利益是比较优先的，而不是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这是最大的差别。

李光耀也强调依法治国。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法纪比较严明的国家，但它也强调以德治国。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它公开提倡儒家的八种美德，而且结合新加坡国情作了一种新的诠释。这八个美德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新的诠释是这样的，“忠”是指忠于国家，要有国家利益第一和群体意识。“孝”指的是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他认为，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

李光耀还说，“仁”与“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精神，要关心他人，做“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会那样用金钱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就是要区分为形式和诚意两个方面，他觉得礼尚往来能够产生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强调，礼貌的形式是要有教养。

李光耀还认为，义就是信义。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加坡各个民族之间、每个人之间要坦诚守信，不要欺诈或者见利忘义。“廉”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他们要清廉。“耻”就是知美识丑。他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美丑不分，对文明的行为不以为美，对丑恶的行为不以为丑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标准就乱了，距离垮台就不远了。”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机场欢迎（图源：人民网）

“亚洲价值观”的另一位主要提倡者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所以他的“亚洲价值观”有自己的特点。和李光耀一样，他认为“亚洲价值观”强调家庭、尊重权威。这个权威包括家长、老师、政府等。另外，他还强调政府的责任，包括政府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权力，也强调群体的经济社会利益优先，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优先。要重视社会稳定，依靠达成共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对抗来解决问题。在民主问题上，马哈蒂尔有这样一个观点：“民主不是宗教，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民主，人民和国家的福祉比民主更为重要。民主是为国家和人民而生的，而不是为民主自己而生。”

马哈蒂尔的“亚洲价值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马哈蒂尔在国际舞台上敢怒敢言，经常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不公正，也一直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我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说，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贪婪恶劣，策划了这场危机，使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倒退了整整20年。他也敢于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使他在90年代成为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主要代言人。

第二， 他主张马来的民族主义。对内，他追求马来人的领导权；对外，他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 他呼吁马来人克服白人长期殖民统治给马来民族造成的“自卑心理”。

第三，他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呼吁穆斯林注重伊斯兰的内涵和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各种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他反对宗教极端行为，认为穆斯林社会不要相信“宿命论”，而是要与时俱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遭受重创。西方的批评者认为，“亚洲价值观”要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为什么？因为它导致了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泛滥。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些问题。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很多美国的学者，以及我们国内一些学者，把重点放在了一个叫“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词上。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和官商勾结，造成信贷膨胀、权钱交易、缺乏权力监管，结果就导致了泡沫经济。

但与此同时，很多东亚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腐败。一些国家和地区被美国忽悠而过早地开放资本市场、缺乏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等因素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

我提过一个观点，就是“赌场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这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有一个通俗的讲法，就是苍蝇不叮没有缝的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所以我们既要谴责“权贵资本主义”，也要谴责“赌场资本主义”。我们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遏制“赌场资本主义”，否则国际金融问题还会出现大的危机。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海啸，不仅重创了美国自己，还祸害了整个世界，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时此刻，美国为了救富豪、救经济，采取了以邻为壑、金融放水的政策，我想最终的结果可能也是害己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