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国内的状况，特别是经过疫情的冲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新经济形态越来越多，传统的部门、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经历相对痛苦的阶段，要么转型成功，要么死掉。这是很残酷的。

但好在全球市场还比较大，放眼全球还有很多空间，我觉得中国有能力、也有可能进入。我最近多次讲到这个话题，中国民企要走出去。现在，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大概就2万亿多，但我们有14亿人，其实人均量很小；美国、日本、新加坡的人均水平是我们的十几倍、几十倍。

从这个指标就能看出，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海外直接投资的潜力非常大，因为很难想象，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在海外的投资如此的小。

中国企业要进入“走出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大的预判。

中企在乌干达投资手机组装厂有序运营。图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走出去？

张军：走出去当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东亚人来说，我们看过日本人、韩国人在海外的经历，都很不容易。但东亚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禀赋是吃苦耐劳，即便有很多挑战，在再困难的地方也能够生存下来。

你现在去看看，在非洲、南亚、中亚、东南亚、拉美，想不碰到中国企业或中国投资者都很难，全世界哪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我想欧美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中国企业、企业家走出去是充满信心的。

政府在这当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记得去年到宁波去，碰到宁波市政府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告诉我说最近刚刚从拉美回来，很辛苦，要飞差不多四十几个小时。他们去干嘛？就是为去那边投资的宁波企业站台。其实，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当然，从大的政策层面上来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有一些支持性政策，无论在税收、外汇还是金融等方面，我们完全有条件可以给予他们更好的支持。

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势不可挡；而且，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对企业本身的发展、转型很重要，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转型也非常重要。

很难想象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的空间里做不强做不大。中国国内市场尽管很大，但市场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虽然有发达、高效的供应链，但真正能够做到金字塔顶尖或处于供应链最顶端的企业，目前还非常少，大多数企业可能都处在中等技术水平。现在国内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时候去海外他们可以寻找到更能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市场。

观察者网：“内卷”严重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外卷”。

张军：“内卷”严重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走出去以后，会发现天地更大。

虽然可能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只要你的技术、生产的东西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甚至帮助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我相信总体上还是会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当中国面对外部的贸易摩擦及各种限制性政策时，企业走出去也是必然的。

日本当年也是如此，跟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对日本实行出口限制的时候，日本企业就开始往中国、东南亚这些地方转移，后来走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依然保持它的出口势头。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和您聊聊“三稳”中的“稳增长”。现在政府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有人就会问，高质量发展是不是相对就不那么强调速度了？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您认为2024年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大概需要维持在一个怎样的区间？要达到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经济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张军：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通常增速都会放缓。如果是粗放的发展模式，通常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受到的约束比较少，比如对环境没有太多顾虑，对污染没有太多关切。但高质量发展受到的约束一定更多，比如要评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甚至项目有可能被一票否决，所以速度一定会慢下来。

今天我们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的所谓集约式发展。集约的含义就是更内涵的发展，就像今天说的高质量，因为速度慢就可以少犯错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下降，于是也就减少了处理负面影响所花费的代价。最终让当前的发展跟未来的发展之间更加平衡了。

过去我们常说“先发展后治理”，那是一种比较粗放的做法。现在是要平衡，即不希望发展造成污染，今后也不需要再花大量的钱去治理。

但这个阶段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公众需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早期，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质，发展就是为了解决短缺。比如，住房紧张后就发展房地产，慢慢住房紧张问题就解决了；家用电器紧张，那就大量投资家用电器产能，形成产能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大家需要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这个社会更稳定更安全，晚上走出去不担心；希望马路不断升级；过去去北京要坐一天的火车，现在希望当天能够来回；希望周末去一个地方，山清水秀；希望河流回到小时候那样的清洁度；希望天是蓝的……这些都是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大家需求上出现的巨大改变。

需求的改变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就是我们开始对发展有了更新的要求，不希望像过去那样，虽然速度很快，但不考虑后果。

发展模式会因为需求的改变而逐步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年里，我们看到高层写在本子里的概念在慢慢发生变化，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观察者网：我们现在确实到了这个发展阶段，那您觉得未来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速需要维持在一个怎样的区间？

张军：过去我们比较纠结于经济增速问题。过去增长10%，后来降到7%，大家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或者说不适。即便到今天，我们还在谈增速，现在增长5.2%，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说，未来能不能重回6%，甚至6.5%。

这些数据当然仍然需要，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要把增长速度看得那么重，否则很容易为了增速要面子，定一个百分之多少的指标，最后觉得完不成不好看，就把它变成一个非要考核不可的KPI，倒逼各个部门都去考核这个指标。我觉得，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观察者网：在最近观察者网对您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了如今的中国经济跟40年前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公众对经济发展的认同和感知，越来越和家庭、福利、社会保障有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让老百姓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45年的发展之后，公众现在对发展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试想一下，20年以后，现在的“00”后、甚至“10后”，他们将来要什么？他们要的是闲暇，是美好的生活，不希望像他们的爷爷辈这样辛苦。

今天我们在住房、交通、家庭等物质层面的积累水平已经很高，未来每个家庭所关心的一定是，我从经济中、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中，获得了什么。比如，我看病、养老有没有保障，我的教育怎么样，我的健康怎么管理……我相信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制、财政收支体制、财富管理方式还停留在创造财富、以建设为主的阶段，那么我们离公众未来的需要会越来越远。

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变时期，人口在发生变化，养老、教育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现在对教育模式的批评非常强烈，太卷了，孩子们最需要玩的时候，却完全被作业、补课占用了，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每个人现在都不确定自己怎么养老，40年前正好是婴儿潮时期，人口多、年纪轻，但今天不一样了，每年有一两千万人要退休，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经济发展、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公共品的提供。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方向要进行比较大的改变，将来才能更好地匹配社会需要。如果我们现在干的事，跟未来整个国家、社会和民众转变的认知渐行渐远，恐怕将来矛盾会非常严峻。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的几点，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第一是生育率低，第二是教育问题，第三是养老问题，在这三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具体建议？

张军：这需要做出很多改变，我们的财政支出体制要有比较大的调整，未来才可能应对整个认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