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军】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转入下半场，关于疫情后经济如何恢复的话题备受关注，其中对是否应该启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的讨论变得火热起来。

支持的一方认为新基建势在必行，尤其对稳定和提升疫情后经济的需求水平至关重要。反对的一方认为不应该重蹈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疫情后经济恢复并不需要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刺激需求，因为大水漫灌式的冲击政策不仅起不到太大作用，还会再次拖累经济的后续增长。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新基建”这个词并非是这次争议首次提出来的，它在几年前就被作为一个新的提法进入过最高决策层。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推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法。2020年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提到“新基建”这个词。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重点工作，继续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新基建按下快进键。

中新社：2022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图源：视觉中国

虽然都是基础设施，但从新基建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它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所谓“旧基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虽然新基建仍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但两者在物理层面差别巨大。

新基建更多的是指数据平台、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以及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网络系统。当我们说5G网络的基础设施时，更多的是说基站系统，包括天线、小型基站、网络架构等。

即便是基站建设，也更像盖厂房，而不像修地铁。这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概念，传统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和钢铁水泥等，而新型基础设施更多的是科技、网络、数据平台、频率资源等。

所以，反对用新基建来稳增长的一方显然有些反应过度，他们以为新基建还是基建，再搞基建特别是再靠大规模的基建拉动需求，既无太大必要，也得不偿失。而支持用新基建来稳增长的一方也有模糊之处，他们一味从需求方力挺新基建，主张大搞新基建恰好可成为疫情后拉动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

但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打击较大，疫情后经济的恢复主要还得靠稳定供给。可以肯定，新基建会搞，也一定要搞，而且一直在搞。但“新基建”这个概念突然进入经济学家讨论疫情后经济恢复的视野并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让我诧异，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基建”二字惹的祸。

说到“基建”二字，不管是旧基建还是新基建，我们经常在国外听到外国同行称赞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如何完善和发达。但为什么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在国内会变得如此敏感，如此不受待见呢？

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为地方政府规划和投资，有成为形象政绩工程之嫌，也不乏过度建设的现象，投资常常缺乏效率，资源浪费多，还滋生腐败，形象不佳。

第二，曾几何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遇到外部冲击时常被政府用来拉动短期需求，对冲宏观经济波动。尤其是2008—2010年紧急出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中，追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被认为严重过度，给后来的经济造成债务拖累问题，更使得基建名声大跌。

第三，基建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银行信贷支持。过量投资搞基建造成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也使得中国经济的信贷密度过高，隐藏巨大金融风险。

最后，基建项目往往被当作与民生对立的概念出现，尽管长期而言很多基建项目也是服务民生的。在短期，政府投入到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的钱越多，那么直接用在教育、医疗和环保上的钱就越少。现在，对民生支出的呼声高过基建，尤其这次疫情之后更会如此。

总之，在很多人那里，基建似乎留下了坏名声。不过这并非说基建可有可无或不重要，而是隐晦地抱怨过去我们搞基建过了头、过猛了，它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也威胁了金融稳定，影响了其他同等重要的民生支出。这可以理解。

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当需求受到冲击而收缩的时候，刺激总需求的办法其实是很多的，教科书上也从来没有指明基建投资是优先的选项，可为什么我们总会首先想到基建呢？

基建在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曾多次经历了基建的高潮，也确实在经济不景气时启动基建，它对稳定需求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经济过热或更大的波动。

从历史上看，似乎只有在经济出现大萧条的时期，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才可能会作为选项，成为政府出手提振经济的救命稻草。大多数情况下，启用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或公共投资来对付宏观经济波动的案例在国际上并不多，什么原因呢？恐怕在于它们不容易做到，不具备搞基建的优势条件。

试想一下：如果很多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应对危机或需求冲击时靠增加基建投资来对冲，这岂不成为一举两得的良策？它既能在短期拉动更多的需求，也能在长期扩大瓶颈，助推经济增长。

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面临基础设施的严重缺口，基建投资严重滞后，成为妨碍经济发展的严重约束。

一些国际机构指出，基础设施不足几乎是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所以，过去10年来，世界银行或国际上的一些开发银行都认识到，用基建投资的办法来应对全球大危机是个良策，但它并不能改变搞基建在很多国家仍是知易行难的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