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两三个“讨论很久”的重磅政策

我们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层一层执行的。这就只能做减法。取消得越多，市场的空间越大，营商环境越好。

《每日经济新闻》：现阶段是否应该拿出一些具体刺激举措？

张军：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要对家庭消费进行什么顶层设计，当然发点钱刺激消费也可以做，只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的想法是，明年3月份新一届政府亮相，如果能有一些重磅政策出来，对消费、对整个市场会有比较大的正面影响。

所谓重磅政策，就是这些年我们讨论比较多、但始终没有推出来的政策。虽然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出台边际改善型政策，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微调，但考虑到这三年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消费者、投资者信心受到较大影响，推出几个重磅政策，可能会对市场主体连续积累的悲观看法有比较大的改变。

举个例子，比如低利率政策。现在利率还是太高，我们可能是全球借钱成本最高的国家。当然利率下降会对人民币贬值构成压力，这个问题技术上是可以平衡好的。如果利率或融资成本能够系统性地降下来，大量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下降，债务压力也会变小，对于改善和提升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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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在货币上一直倾向于用数量型政策来调控，价格型政策用得比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向价格型政策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认为利率降下来是“一石多鸟”的事情，既减轻了债务压力，也有助于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错配。

另外，重磅政策中应该有一条关于民营企业的。坦率讲，“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一种不讨巧的说法，打击面很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监管问题，把监管做好就可以了，但现在这么讲，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大家搞不清楚边界在哪里，而且它和之前针对民营经济的一系列支持和保护政策是冲突的。应该明确坚持什么、取消什么，正本清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明年的经济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阶条件。

《每日经济新闻》：除了低利率和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属于重磅政策范畴？

张军：这个清单上有很多东西，包括房产税、户籍制度，讨论了很久，但都没有拍板。如果明年能拿出两三个来，对整个市场信心恢复是绝对的利好。至于到底哪几个政策先出来，还需要政府组织相应的专家进行论证。

我的观点是，如果出台很多政策，需要依靠基层执行，这些政策到最后基本上都没什么效果。你可以去问问开餐馆的人，有几个拿到了纾困补贴。我们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层一层执行的。这就只能做减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消什么政策。取消得越多，市场的空间越大，营商环境越好。如果不断地补政策，一条接一条补，谁还记得之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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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讲，不要总觉得很多事情要靠出台更多政策才能做到，恰恰相反，大多数情况下把政策“减掉”，不要三令五申让地方各级政府去执行这个政策，我看就可以了。

治理体系的“灵活性”要局限在极少数领域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治理手段应该从随机应变的适应性治理逐步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因为如果没有规则，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续、连续。

《每日经济新闻》：您曾说，政策和体制总在关键时候作出适应性改变，是一个经济体有韧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是稳预期的最好方式。怎样平衡政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

张军：灵活性和一致性肯定需要一个平衡。从国家层面讲，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一些大的冲击，这种治理需要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比较快速地作出反应和调整。中国的体制在这方面要比西方做得更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治理手段应该从随机应变的适应性治理逐步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因为如果没有规则，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续、连续。

比如房地产，政策年年都会调整，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市场每年都会出现新问题，一旦把防风险放在第一位，就需要政策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但这样的话，对市场参与方来讲，就面临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中长期影响就会很负面。

我们一直说要坚持长期主义，这首先要求我们的政策环境是稳定的、可预测的。国家层面上，我们的治理体系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要局限在极少数领域，而整个经济活动依赖的体制、政策环境，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和可预测。

《每日经济新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对政策环境的要求变了。

张军：是的。比如现阶段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创新是有风险的，不一定成功。所以，这个环境要能够对失败有更大的容忍度，有失败就会有代价，就可能引发一定的风险，不可能让风险降到零。过去我们往往追求的是不能出现风险，要把风险降到零，这样的话政策就要足够灵活，随时能调整，但这就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发生。

其实风险是伴随市场经济而产生的，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但风险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市场主体可以去对冲各类风险。在这方面，规则和制度就显得很重要。如果治理是基于规则的，市场预期相对会比较稳定，市场的风险就会被分摊掉。我们做任何行业的投资，都知道这个环境不会有朝令夕改的问题。

我之前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话时曾问他，“雷曼兄弟倒闭，你有责任吗？”他说他当时一直在寻找依据出手挽救，但却没有找到一条法律支持他这么做，因为雷曼兄弟已经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了，所以美联储没有贷款给它。这就是基于规则。如果他当时去救了雷曼兄弟，等于美联储破坏了规则，等到另一家企业要破产时，它也会觉得美联储会来救我的。

在整个市场经济运转过程中，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规则是稳定的，不会因人而异地调整、改变，对市场主体来说，这个环境就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优胜劣汰，规则写在那里，不要轻易破坏，它就会形成良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