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克阿瑟备忘录发表后的15年，即1965年11月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美国对越南战争中的态度，这一态度是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下针对遏制中国而设定的。这一框架建立在对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安全直接威胁的担忧之上。麦克纳马拉论证道：

“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基于国内一种本能性的认识，即亚洲的人民和资源可能会被中国或由中国牵头的联盟有效动员起来对付我们，而这样一个联盟可能带来的潜在分量，会使我们陷入被动防守的境地，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他辩称，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一个主要大国，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而且更长远也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联合整个亚洲与我们为敌。”现在看来，这份备忘录仿佛就是今天所写！

该备忘录旨在概述一系列可加以利用的军事战略方向以遏制中国，同时避免激起中国或苏联的“强烈反应”。这份备忘录是美国政治界当时对亚洲局势所持态度的象征，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影响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关切的评估标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美国深陷印支冲突，因此几乎没有能力响应蒋介石要求美国援助以实施其针对中国大陆的各种收复计划。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提议遭到了拒绝；美国在其他地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不支持开辟新的战场。尽管美国态度冷淡，但在1966年，蒋介石仍坚信反攻大陆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再次向美国寻求支持，但再次遭到拒绝。美国在其他亚洲地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美国政治精英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考虑采取重大的现实政治行动，即从“中华民国”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更广泛地迂回包围和孤立苏联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美国仍有不少支持“中华民国”或“反共”的顽固分子，但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受到了冷战和其他地区压力的制约，这些顽固分子只能等待时机。

到了1969年，自1949年以来蒋介石所采取的明确进攻态势，已转变为“攻防结合”的战略立场。这一更为模糊的立场，最终在1991年台当局发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后，被明确的防御姿态所取代。此时，正如Takayuki Igarashi在2021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所论述的，台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大陆的战略。当然，这时的“中华民国”已失去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承认。

20世纪60年代末，现实政治影响了美国的态度，最终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广为人知，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与中国开展对话的主要驱动力是获取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1970年12月，基辛格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阐述了这一战略思维的本质。他指出，苏联希望与美国对话，以减少“西线”的牵绊，从而应对东部的中苏边境冲突。仅仅通过让苏联知道美国正在“重新审视中国问题”，美国就能够在与苏联的关系中获得相当的杠杆作用。与中国的对话，首先被美国设想为用作制衡苏联的力量。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机场握手。 新华社

精神之战与中国“失陷”

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一次地缘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挫败。“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在国内政治上揭开了旧伤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杜鲁门政府因其在对华政策上的无能而备受指责。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25年的时间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将其视为有待拯救的两大目标之一。传教士涌入中国与新殖民主义的传教计划紧密相连，该计划源自以救世主国家自居的、具有公民宗教传统的美国。如勒内·霍尔瓦斯特（Rene Holvast）在2009年所述，这项任务旨在克服所谓的“10/40地平线”——即1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基督教尚未立足且力量最弱的地方，覆盖了北非、中东、印度、中国和日本。

1940年代，在这种传教热情的推动下，传教士在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了1950年代初，一些传教士认为继续留在中国已不再可行，那些没有返回祖国的传教士，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前往台湾或香港。

美国对台湾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承诺体现在蒋介石及其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洗礼的事实中，他们被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视为“为我们而战”的人。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在抨击约翰·S·谢伟思（John S.Service）向共产党投降的行为时——这是他关于美国国务院内共产党人演讲的一部分——他指出：

“当蒋介石在为我们而战时，国务院在中国有一名年轻人，名叫约翰·S·谢尔曼。他的任务，显然不是致力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然而，奇怪的是，他却向国务院发送官方报告，敦促我们暗算盟友蒋介石，并声明，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

麦卡锡已踏上了他的征程，誓要揭露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影响。他的反共运动与中国战争局势的动态交汇，最终与美国对中国“失陷”的深切哀叹不谋而合。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一事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被恶意政治化，这不仅从地缘政治（反共主义）的角度，更从精神层面界定了美国的利益。麦卡锡在那次演讲中辩称：

“如今，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之间的终极决战。现代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已选择此刻作为决战之时。各位，此刻已到了紧要关头——真正的紧要关头。”

因背叛而局势危急。“中国失陷”既是国内问题——我们中间有叛徒，也是世俗打击——一边是基督教，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无神论。这些千禧年论与末世论的潜台词，与摩尼教式的狂热信仰相混合，在更广泛的冷战环境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战争通过“40/10”框架获得了空间形态，该框架界定了福音基督教被认为代表不足且势弱的地区。

资料图：约瑟夫·麦卡锡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地区，反而成为了臆想中的“强大恶魔势力的领地或据点”。为了进行传教，理想情况下是在2000年之前必须推翻这些势力（见O’Donnell的观点）。精神战争的地域化加强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至今仍在美国对华（包括对台湾地区）态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热情的福音派信徒而言，领土上的皈依预示着上帝在地上王国的建立，并为基督再次来临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台湾在这场领土与精神的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58年初，曾任台湾驻日代表的沈觐鼎在美国向一个基督教团体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基督徒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他当时正试图动员美国基督徒支持台当局正在进行的收复大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