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增加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学生数量。在我看来，另一件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是恢复在中国的和平队（Peace Corps）交流。这只需要一份非常简单的总统行政命令。和平队项目非常重要，能够让年轻的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一年，感受中国文化与中国生活的本质。

乔治敦大学欢迎与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只有这么多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但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建设这种能力。我们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并继续欢迎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来到我们的校园。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校址

目前我教授的课程是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班上也有中国留学生，所以观察中国学生在这门课上的表现也会很有意思。如今我们有机会将学术交流重新提升到一个更好的水平，为此必须努力克服双方的部分恐惧心理。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感到担心，美国学生也对中国的反间谍法和不能使用部分社交媒体软件感到担心，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因素。

主持人：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就两国领导人共同参加APEC会议铺平道路，您认为双方目前是否发出了足够积极的信号？

王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们对未来两国关系有所期待。我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元首引领的。所以，我们期待今年会有更多的好消息。

我觉得，两位国家元首更多是从长远的视角考虑问题。中美两国应该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多贡献。我同意韦德宁教授的观点，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有一群人，他们把对方当作自己问题的替罪羊。我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利于两国发展的。

目前，人类面临很多重大问题，比如战争、经济衰退、难民、粮食危机、气候危机、病毒等等。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危机都无法解决。我的期待是，两国领导人间的对话不仅应围绕双边关系的层面，也应当围绕全球层面的议题。有太多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两国合作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考虑。

韦德宁：我认为，我们今年看到了积极迹象，拜登总统明确决定与中国接触。如果不是拜登总统认定需要为两国关系设定底线的话，就不会有四名内阁级别的官员接连前往北京。

今年早些时候，在经历了“气球门”事件之后，人们非常担心两国关系处于危险境地，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过于激烈，需要降温。拜登确实做到了让所有官员都能去北京，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因此我认为，他倾向于尝试取得一些进展，为稳定双边关系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我希望的是，也许拜登总统将会这样做，那就是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制裁，这将是一个重要信号。这一制裁是毫无理由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国防部长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防长，因为他曾分管中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交易。

如果我们因为这种事情就施加制裁，那么制裁名单上应该加入很多国家，现实却不是这样。因此，我认为这一制裁对中国不公平，也是对中国军方的冒犯，在我看来应该立即取消。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美国已经开始进入选举季，拜登总统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期间告诉选民，他正在有效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所以这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和改善美中关系的空间。

另外，王文教授刚才使用了（唐吉诃德情结）“Don Quixote Complex”这个词，我想请王文教授再进一步阐述一下您对这个词的看法？

王文：好的。我觉得这个“唐吉诃德情结”很有趣。那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我们都知道，唐吉诃德假装自己是个英雄，一个勇敢的人，他与空气战斗，假装存在一个敌人。

如今在中美两国，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但是有些人在假装向对方“开火”。我每天都会阅读华盛顿的报纸和新闻消息，他们假装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要和中国开战，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中国也一样，有些人将美国视作敌人，要和美国开战，就像唐吉诃德那样。但问题是，这样的人一边假装要跟对方斗争，一边自己却收获了热度，比如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

美国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声称：“金砖国家崛起对美国造成毁灭性影响”

所以，我认为需要更多像你我这样开展的理性对话。我们知道彼此的问题所在，以及未来需要承担的责任。美国是第一大国，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不仅需要维护各自的核心利益，也需要考虑人类未来的利益。

韦德宁：这个词用得很好。在美国和美国政治中，你会注意到类似的事。冷战期间，有些美国人总是需要找到一个敌人，那时候是前苏联。我记得人们曾经对日本不满，因为日本人在美国购买土地，他们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美国人变得对日本人非常愤怒，认为日本人正在成为美国的敌人。这是当时我们在美国遭遇的一个奇怪的问题，人们似乎总是喜欢有人站出来指责其他国家。这在一部分选民中非常受欢迎，所以政客们选择这么做而不思考外交政策上的后果。

王文：我同意韦德宁教授的很多观点。目前我们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人员之间的交流，都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每个国家在政治领域都有自己的紧张局势。问题是，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在其他领域的对话和交流。

我认为，疫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相当重要与全新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疫情结束之后，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面对面沟通来预防和阻止政治的影响。我期待与韦德宁教授面对面的对话。

韦德宁：我也很期待。我认为疫情时期对美中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因为很多对话都未能发生。正如你所说，自从疫情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彼此交流，重新体验彼此的国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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