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西：您提到的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伊朗社会当前的平均年龄。您写到现在伊朗社会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而也门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进一步计算的话，伊朗领导层的平均年龄可能远超70岁，而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则在40岁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存在类似的局限性，表明革命的主题已经过时，并已被该地区其他更年轻、更富有革命热情的力量所取代？在伊朗似乎越发疲惫的情况下，对伊朗继续实施前沿防御或其他战略的能力有何影响？

纳斯尔：当然有影响。首先，我认为前沿防御是一种军事战略，抵抗则是一种理念。伊朗的抵抗显然是在前沿防御的支撑下进行的，但前沿防御是圣城旅及其所属的革命卫队的一项战略。抵抗是一种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政策的观点，在这方面，伊朗认为它与阿拉伯民众以及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杰哈德组织（PIJ,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有着共同的理念。因此，伊朗人认为即使他们退出前沿防御，他们也能够基于抵抗的理念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力量维系纽带。事实上，在10月7日之后，他们相信，他们也会与所有人建立起这种纽带，从格蕾塔·通贝里（译者注：著名的瑞典气候少女，其乘坐的帆船“玛德琳”号于当地时间6月10日在试图向加沙运输物资时被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到欧美的其他民众。所以，抵抗运动更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但这一次伊朗处于中心地位，并且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伊朗将其与以前沿防御形式开展实际军事行动的想法区分开来。

现在，人口统计非常重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时，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19岁，并在两伊战争期间维持了这一水平。因此，伊朗可以为了收复失地和攻入伊拉克而承受在战争中损失30万名年轻男子的代价。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伊朗现在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短缺。它的问题与欧洲国家或日本的问题相同，因为它们的生育率相近，都是1.7或1.6。这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朗面临类似美国、法国或德国面临的移民问题。

阿富汗人涌入伊朗并造成了类似的反移民情绪。阿富汗现在基本上正在生产伊朗所缺乏的年轻劳动力。此外，正如你提到的，伊朗位于一个比它年轻得多的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平均年龄比伊朗低得多，这在军事上意味着伊朗无法拥有一支能够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但它或许可以利用该地区内年轻的阿拉伯军队在也门、伊拉克等地执行其命令。

同时，但这也意味着伊朗未来将更多地依赖技术而不是士兵来进行国防建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在未来必然比现有的部队更重要。

但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伊朗有一个遗留问题。从911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来看，中东地区确实非常年轻。年轻人都渴望改变，因此这些社会正处于变革的边缘。诚然，伊朗领导人年事已高，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等人都要大得多，但伊朗的人口结构也与阿拉伯世界不同。伊朗的年轻人是绝对的少数。伊朗的主流人口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这意味着他们即便心怀不满，也不会轻易冒险。

伊朗并不具备发生政权更迭的人口基础，四年后伊朗人的平均年龄将是37岁：一个37岁及以上的社会不是一个革命社会。这样的社会或许会发生变革，但绝不是1979年在伊朗的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式的剧变。当前伊朗人口的平均年龄意味着伊朗外交政策上的务实主义。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的谈判态度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大部分民众在经济问题上的不满。

帕西：最后一个问题，尽管在当下看似非常困难，但如果伊朗真的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意承认以色列，这在当前情况下显然很困难，但这是否能消除伊朗威胁感和脆弱感的根源呢？

纳斯尔：绝对可以。举例而言，如果伊朗和以色列能够首先实现缓和，我认为这将同时改变两国，因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伊朗建立的，阿拉伯世界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无论是哈马斯、真主党等武装行为体还是阿拉伯国家都无法对以色列造成根本威胁。能够正当化以色列当前军事态势的地区威胁只有伊朗。如果伊朗不构成威胁或者被安抚，以色列也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不幸的是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

我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还没有意识到，它无法将美国和以色列分开。伊朗目前推行的政策是在试图与美国达成和平的同时，对以色列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总统目前推行政策如此艰难的原因，因为这种政策导致伊朗制造的问题只能由他来解决。但我同时也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中，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对峙将是地区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注：文章编译自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6月10日的对谈节目“Book Talk | 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本文略有删改，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