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西：在阿萨德倒台和黎以停火之后，似乎可以说这种前沿防御战略现在已经失败了，伊朗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你说伊朗一开始的防御性战略恰是由于它的成功，而最终演变为成本高昂的进攻性战略并且变得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可以逆转吗？或者只有当伊朗面临重大军事失败时才能逆转？

纳斯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沿防御已经失败了。2003年后，圣城旅（译者注：Quds Force，革命卫队中负责对外特种作战以及支持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部门）从伊朗革命卫队最小的一个部门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地区影响、庞大预算和政治影响力的帝国。现在，无论是苏莱曼尼还是卡尼（译者注：Esmail Qaani，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接任圣城旅指挥官），那些圣城旅的成员显然都会保卫自己的地盘免遭伊朗革命卫队内部其他部门的攻击。我认为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的袭击已经证明了前沿防御是行不通的，它不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慑，因为10月7日袭击后的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不同的对手。伊朗从其领土发射导弹进行回击的决定，实际上表明伊朗国防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圣城旅，而取决于伊朗革命卫队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

所以对于前沿防御来说，按照其以往的状态进行重建并不合逻辑，因为它已经不再发挥其原有功能了。首先，伊朗已经失去了叙利亚，因此即使可能，在黎巴嫩重建真主党也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而且，鉴于以色列在加沙作战的方式，把钱投入黎巴嫩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些人在伊朗的辩论中所说的那样，这在当时是一个精妙的战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时代已经改变，旧的策略不能被用来应对未来。

当我们回顾伊朗的历史时会发现，他们处理问题是一个“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伊拉克对伊朗领土的占领持续了两年，直到伊朗人推出了不对称战争的概念，并用这种战法夺回了领土。当美国的威胁在伊拉克出现时，他们产生了创造抵抗运动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处于风暴眼中：伊朗正处于一个对其未来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激烈辩论的过渡时期。

我认为伊朗的安全核心问题并未改变：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害，周边地区对其充满敌意，因而伊朗必须保持警惕。但前沿防御在为伊朗提供其需要的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小得多。特别是我们在10月7日之后看到，对伊朗的地区威胁不会只来自阿拉伯国家。相应地，伊朗需要一项能够威慑以色列的战略，而前沿防御并不在此列。

帕西：这是否有助于将伊朗内部的争论从核谈判转向核武器化？

纳斯尔：我认为当前伊朗实际上已经转向达成核协议，因为伊朗首先需要这项协议才能与美国达成停火并使美国摆脱与伊朗的可能战争情境。其次，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无论以色列人是否愿意，这将意味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事实上的停火。伊朗将保证不会以导致对抗的方式挑衅以色列。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但意味着事实上的停火。

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他们同意达成某种形式的冷停火，所以核协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核协议还将允许伊朗深化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这将为伊朗提供一种不同的战略资产。现在出于经济原因，核协议现在是保卫伊朗的战略考量的一部分：保卫伊朗的方法不是与美国开战，不是陷入孤立，而是给伊朗时间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至于核协议的内容以及它是否真的会给伊朗人带来经济利益，如果伊朗对核协议建立了信任，那么这也将成为未来辩论的一部分。

伊朗德黑兰，广告牌上展示着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的伊朗高级指挥官和科学家。

帕西：但是，如果没有核协议，您是否认为由于伊朗的前沿防御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核威慑对伊朗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

纳斯尔：确实如此。然而，从伊朗核计划当前的进度到真正拥有核威慑的距离还相当漫长，非常危险且成本高昂。假定伊朗在短期内有两种可选策略，那么比起追求核武，达成核协议是稳定局势的更优方式。因为正如我所说，通过与美国和以色列停火、稳定经济、深化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核协议减少了伊朗面临的威胁，毕竟正如我提到的，伊朗的战略思考本质上都是威胁管理，所以达成协议是更容易且成本更低的方式。而假如伊朗选择了这条道路，它就有自己的演进逻辑——我没法说达成核协议五年之后伊朗还会像现在这样或者像现在这样思考。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选项，而是只剩下开发核武器并将其作为威慑的选项，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这样做。但这不是第一选择。

我认为，外界那些持续宣称伊朗想要核武的人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朗人明白拥核实际上会增加其面临的威胁。或者说伊朗对于从获得第一枚核弹到形成实际核威慑的这个阶段并没有解决方案，更不要说这条路径并不会降低伊朗的外部威胁。

人口断层与区域博弈

帕西：您也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我想问俄罗斯等大国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前沿防御失败之后，大国在伊朗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纳斯尔：向前回溯五年，伊朗内部有一个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能够提供全部解决方案的派系，并且具有非常强的影响。他们认为两国会在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上帮助伊朗。特别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内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亲俄派，他们与俄罗斯的“深层国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我认为伊朗现在对此更加清醒，这也是它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部分原因。它现在明白外部大国没有能力或能力为伊朗提供它需要的经济援助，在联合国捍卫伊朗的能力也很有限。此外，他们无法解决伊朗的安全威胁，无法填补伊朗的国家安全漏洞，阻止以色列轰炸伊朗或进行破坏活动。相应地，它们为伊朗提供的战略纵深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