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13日凌晨，以色列以“崛起雄狮”（Operation Rising Lion）为名对伊朗境内数十个核计划及军事设施目标实施持续空袭，德黑兰周边军事基地及多处指挥官住宅区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等多名高官及核科学家在袭击中身亡。伊朗方面表示，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和“严厉惩罚”。这一行动揭露了伊朗地区战略的现实困境：西方世界持续以意识形态驱动定义伊朗时，这个国家的所有战略抉择，从根本上看都是生存逻辑下所做出的务实回应。

西方为何对伊朗存在深刻误解？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理念是什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学院的前任院长纳斯尔在其著作《伊朗的大战略：政治历史》中揭示了另一种真相：伊朗选择了一种由战争、孤立和生存恐惧所塑造的冷酷务实的策略，即前沿防御战略。德黑兰的外交政策——追求核能力、前沿防御、对美国力量的蔑视——并非受教条主义的驱动，而是由生存的逻辑和历史的创伤所决定的。在伊拉克战争后获得一定成功的“前沿防御”战略，从一开始也只是伊朗的应急之举，而远非经过深思熟虑后发展的地区战略。

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同时管控以色列和伊朗核谈判的能力也在下降，以色列的打击必然进一步强化伊朗的生存危机。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再次走向十字路口。

本文摘编自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对谈节目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兰，人们和急救人员聚集在一处被以色列袭击的建筑物外。当日，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约100个目标，包括核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并击毙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顶级核科学家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

伊朗战略的生存逻辑与西方认知偏差

帕西：欢迎参加昆西研究所网络研讨会。本期我们将与瓦利·纳斯尔（Vali Nasr）一起讨论其新书《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我是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该智库位于华盛顿，致力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严谨外交，主张以“外交与军事克制”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伊朗为何采取这样的行为？西方对伊朗外交政策还存在哪些误解？这是本书探讨的重要问题。瓦利·纳斯尔打破了“伊朗是一个非理性意识形态驱动型国家”的迷思。他通过对罕见的伊朗内部人士采访揭示：伊朗的外交政策、核能力追求、前沿防御策略及对美国力量的“蔑视”，并非源于教条，而是由战争创伤、国际孤立与生存恐惧塑造的冷酷务实逻辑。

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后果，书中全面重新解读了伊朗的长期战略博弈，以及其对美国在中东政策的启示。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本书对理解伊朗行为的深层动机、纠正华盛顿的误判至关重要。若以正确外交方式推进，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仍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纳斯尔本人，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您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什么，以及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纳斯尔：这本书我写了约10年，这期间美伊关系经历了从首个核协议到美国撤军、美国“极限制裁”政策、阿拉伯之春的冲击直至当下局势的复杂演变。每当局势紧张，总有人将伊朗简化为一个“毛拉领导的神权国家”，认为其行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即便部分政策制定者观点更复杂，也未必承认伊朗与其他美国对手一样，有着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逻辑，包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知，以及利益计算。若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真正解读伊朗的行动，比如其坚持铀浓缩的权利，本质是国家安全考量而非单纯造核弹。

颇具讽刺的是，伊朗其实对信息持开放态度。大量关于其外交政策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被公开，涵盖革命初期、两伊战争及前沿防御等关键时期。这些资料揭示，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虽重要，但反美主义有更深历史根源，且并非宗教派别的垄断——世俗共产主义左翼的反美倾向更加强烈，或者说在使伊朗革命反美方面的影响与宗教势力相当。同时，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朗独立。

从19世纪被英俄殖民、二战被占领，到美国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伊朗将革命前的历史视为殖民史，因此革命的首要成就并非伊斯兰化，而是摆脱美国控制。这种对独立的执念贯穿至今，使伊朗在制裁与冲突中持续维护主权，国家战略始终围绕反殖民依赖和为独立的斗争而展开。

伊朗伊斯兰革命

首先，伊朗的核心诉求是让美国撤出伊朗、退出中东，本质上就是别干涉其事务，从而使自身实现独立自主。我在书中开篇讲述了一则轶事：在第一次核协议前后，一位伊朗高级领导人与基辛格会面，基辛格曾在专栏中质疑伊朗何时能以一个“国家”而非一场“运动”的姿态行事，以及何时会停止在中东与美国对抗；而伊朗方面则回应，他们更希望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干涉。这一互动凸显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并非谋求征服世界，而是争取独立发展的权利，这种对主权独立的渴望，正是驱动伊朗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

此外，我在这本书中还追溯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伊朗战略思维的历史事件。两伊战争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堪称伊朗的变革性事件，八年残酷的两伊战争塑造了伊朗领导层的认知，例如苏莱曼尼将军和其他伊朗革命卫队（IRGC）指挥官们的认知，他们亲历伊朗孤立无援、艰难求生并收复领土的过程，这深刻塑造了他们对联合国、阿拉伯邻国及美国的看法；而美国单方面撕毁核协议、威胁发动战争，更被伊朗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经历被伊朗领导层深度解读、内化，最终融入其对外策略之中。简而言之，美国始终被伊朗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野心与恐惧、谈判与对抗，都需要从这一核心认知出发进行理解，这才是把握伊朗战略行为逻辑的关键所在。

帕西：正如您所指出的，伊朗对独立的坚持，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而且还体现在对相关合作形式，诸如地区核工业联盟的态度上——只要可以在伊朗土地上继续浓缩铀，让伊朗保持核浓缩的独立权利。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沙阿时期（注：即卡扎尔王朝）的“绿色战略”，而且存在内在连续性，尽管两个政权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什么是前沿防御战略？它如何运作？又与沙阿时期在伊斯兰革命前所推行的战略有哪些相似之处？

纳斯尔：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沙阿是美国傀儡，但事实上，沙阿同样将伊朗定位为地区大国，且在战略层面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相似的现实处境。伊朗国土广袤、民族自豪感强烈，拥有悠久文明，但地缘政治上相对孤立：伊朗的语言为波斯语，区别于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宗教以什叶派为主，与逊尼派主导的周边国家形成差异；虽地处中东核心，却难以融入地区环境。

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

这种地缘与文化的特殊性，是沙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安全威胁认知上，二者也有共通逻辑。沙阿时期，伊朗将苏联视为最大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伊苏边境，还通过苏联支持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渗透。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头号威胁，且同样借由伊拉克对伊朗形成压力。1980年两伊战争时期，伊朗认为背后有美、以、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入侵；接着2003年美国直接军事占领伊拉克，更让伊朗感到威胁迫在眉睫。

因此，伊朗认定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或阿塞拜疆。真正的威胁来自两伊边境，那里容易受到阿拉伯世界影响。阿拉伯势力被视为核心安全威胁。这一认知在沙阿时代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一脉相承，沙阿政权因此与以色列结盟，伊斯兰共和国亦然。但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意识到，在阿拉伯世界自保的关键是构建区域存在，沙阿政权通过与库尔德人结盟、扶持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甚至承担波斯湾安全责任，比如1973年应阿曼苏丹请求出兵，协助平定佐法尔地区分裂主义叛乱，从而扩大地区影响力。这与伊斯兰共和国从黎巴嫩起步的策略路径一致。沙阿时期负责阿拉伯事务的萨瓦克官员曾称“若不想在地中海流血，就必须应对境内敌人”，此理念与苏莱曼尼将军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