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战略现实是，伊斯兰共和国早期对阿拉伯世界抱有敌意，如今转向主动接触，这一转变重现了沙阿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战略困境。因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复兴党势力及伊拉克威胁，沙阿政权最终选择与萨达姆和解、接纳萨达特。伊朗边界太脆弱了，前沿防御实质上是伊朗对自身防御弱点的承认，即伊朗胡泽斯坦边境（注：与伊拉克接壤的伊朗省份，两伊战争期间的主要战场）易受阿拉伯军队威胁，边界防御薄弱迫使伊朗必须介入阿拉伯事务以保障国家安全。尽管这种介入存在风险，比如叙利亚危机的反噬，但对伊朗而言，置身事外更不可行。沙阿与伊斯兰共和国均未能找到规避此类风险的完美方案。

帕西：您提到2003年叙利亚与伊朗的一次关键会晤推动了该战略的重大升级，并使其成为了过去20年的形态。事实上，20世纪80和90年代这种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度介入战略尚未成型，伊朗人彼时的尝试甚至引发了伊拉克入侵。能否介绍这次会议的背景与具体内容？

纳斯尔：我们必须承认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存在本是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管理，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朗与叙利亚都清楚美国的目标不止于伊拉克——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仅进行了有限的行动，把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主权，但并没有重塑中东的野心。而小布什政府则更雄心勃勃地旨在重塑中东，在伊拉克之后处理叙利亚、伊朗等被其列为的所谓“流氓国家”。再次，伊朗高层回忆录，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首任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记载明确地指出，伊朗坚信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伊朗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曾试图接触美国，在一份文件中提议就核问题与真主党议题谈判（注：指2003年由伊朗驻瑞士大使馆传递的寻求与美国谈判的备忘录），但美方假装从未收到这份信息，并采取了与今天类似的态度——以“伊朗弱势论”拒绝回应。特朗普政府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尽管以色列告诉美国不要与伊朗谈判，应该直接攻击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赞成哈塔米总统与美接触，转而将防务任务交给苏莱曼尼将军。同期哈梅内伊与阿萨德在伊拉克战争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即“抵抗是减缓美国速度的唯一途径”。伊拉克军队迅速溃败后，叙利亚支持逊尼派叛乱，苏莱曼尼则在伊拉克南部组建什叶派武装。双方未料抵抗运动如此成功，甚至被伊朗多年后视为迫使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关键。尽管这一认知或有夸大，但对伊朗而言极具象征意义。由于在伊拉克的行动，苏莱曼尼成为了革命卫队的一位伟大英雄。

一名伊朗人手持国旗站在苏莱曼尼巨型广告牌前

伊朗由此强调建立民兵组织并进行非对称战争来作为安全策略的核心，这一模式实则源于应急。2003年美军快速攻占巴格达后，伊朗清楚用坦克、飞机和大炮等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抗衡，转而借鉴两伊战争中的游击战经验与真主党对以作战模式，以非对称手段构建防御。这种策略本是应对美军入侵威胁的无奈之举，却因在伊拉克等地的成功实践，逐步成为其地区战略的支柱。

帕西：您的观点是认为伊朗的战略最初是防御性的。毕竟美国入侵伊拉克，而伊朗此前也遭过伊拉克入侵，其安全威胁感极强。该战略旨在尽可能地阻止美军从巴格达或大马士革进一步向德黑兰推进。但中东一些国家认为，伊朗试图在整个地区建立霸权，且这种野心并非出于防御或生存焦虑，而是源于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来主宰地区的渴望。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估？这一战略是否从防御起步，却因意外成功而转向地区霸权扩张？

纳斯尔：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方的防御可能被视为另一方的进攻，如俄罗斯以抵御北约威胁来解释对乌克兰的行动。也有可能战争或战略一开始是防御性的，然后在某个时候执行它的人会看到其中的野心。伊朗战略是否如此呢？我们需要从事实出发：没有任何回忆录或历史记载能证明其存在一个主宰中东的宏伟计划。当美国进驻伊拉克时，伊朗的恐慌是真实的；而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伊朗的危机感同样强烈。哈梅内伊曾对他派往叙利亚的指挥官有过如此训示：当指挥官们抱怨阿萨德不听他们的话、伊朗无法拯救此地而应该撤离时，哈梅内伊告诉他们“阿萨德就像一个病人，必须强制医治”。

当地时间2024年5月30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右)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谈。

换句话说，这清晰反映出伊朗当时的核心诉求是防止叙利亚沦陷引发连锁危机，而非主动扩张。直到2016年击败伊斯兰国（ISIS）后，伊朗才开始在叙利亚谋划反以色列基地，显露出了区域野心。但并不是他们2011年介入时的初衷，而属于防御成功后的策略延伸。2011年人们担心一旦阿萨德失败，巴格达将无法维持下去，伊朗将会陷入困境。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联合将像海啸一样袭击伊朗。所以伊朗为支持叙利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尽管外界视为“浪费”，但对伊朗而言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挽救了那个时刻并击败了伊斯兰国。

所以我认为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历史认知存在偏差。但这并非否认伊朗在阿拉伯领土的地缘扩张现实和其行为对地区国家构成的安全压力，更不是否定伊朗可能存在的中东帝国想象。关键在于，伊朗的战略实践中并未形成系统性的霸权扩张计划，其国家行为始终交织着双重逻辑：既有区域影响力诉求，更面临切实的战略安全困境。这种困境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加剧，随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危机而深化，至今仍是伊朗战略决策的核心变量。梳理伊朗内部文献与政治精英回忆录可见，其战略思维始终围绕捍卫革命、维护共和国政权和保障国家主权展开。对伊朗而言，国家、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国三者是一体的，其政策话语中鲜见扩张的思想，更多聚焦于防御和保护的逻辑。

革命卫队的权力扩张与国家治理转型

帕西：前沿防御听起来很像美国的“首要”大战略（Strategy of primacy），也即认定美国需要在几乎全世界都占据支配地位，否则动荡最终将波及美国本身，并构成威胁。当然，美伊两国战略的规模有明显的差距：美国正在跨越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实施其战略，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地方起到了反效果。相比之下，伊朗的战略更加专注于其所在地区。但伊朗和美国的战略都在各自国内产生了国家安全化的影响。您在书中写道，此时的革命已经不再基于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Velayat-e Faqih）的理论和概念，而是变成了抵抗（resistance）。而抵抗意味着彻底的安全化。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以及它对当下的意义。

纳斯尔：伊朗自革命后第二年其就处于持续战争状态：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认为自己处于与美国的对抗中。从德黑兰的角度，美国首先用经济制裁在伊朗周围筑起高墙，然后试图将伊朗排除在中东之外。特朗普可能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希望伊朗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美国总统。

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安全部队会借保卫国家的名义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这意味着他们能获得更大份额的预算、在外交政策决策中占有更大影响，同时他们也开始渗透到经济中。具体到伊朗，这意味着革命力量已经从两伊战争结束时的一支相对的专业军事力量，逐渐成为伊朗的“国中之国”。换言之，现在的革命卫队与巴基斯坦或埃及军队非常相似，它能广泛影响经济领域，许多省长由前革命卫队指挥官担任，议会中亦有其成员，在政治进程中拥有盟友，且与宗教机构高度融合。

一如其他国家的将领，卫队指挥官的安全观念也在影响着国家。伊朗的行动就好像国家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一样。他们环顾四周，发现周边国家内有数十个有能力打击伊朗的美国基地，与此同时他们的实际职责是保卫伊朗。所以这种认知驱动其采取一系列行动：接管电信部门、控制银行体系、掌控交通要道、主导航运管理、参与石油资源分配乃至介入政府治理……情报机构的规模因此不断膨胀。

因此，某种程度上伊朗现在是一个像巴基斯坦或埃及一样由军方管理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国家的一大支柱，而且我还认为，将哈梅内伊视为神职人员是错误的，他深刻影响着伊朗的军事决策，并任命所有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后者直接向他汇报。哈梅内伊对是战是和拥有最终决定权，在伊朗革命卫队各部门间分配资金，决定指挥官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