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7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周末公布了对腾讯公司与中国音乐集团违法集中案的处罚决定书，尽管50万元已经是处罚的上限，但在很多网友看来，实在不值一提。

不过，决定书中有更吸引眼球的内容：要求腾讯音乐不得与上游版权方达成或变相达成独家版权协议，已经达成的，须在决定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解除。

“独家”很容易就能让人想到今年的“热词”——二选一。它们确实有相通之处，都是垄断企业最具典型意义的垄断行为——排他的独家交易协议或“二选一”，其颇受诟病之处就在于并非是为了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能力，或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只是削弱竞争对手的市场能力，以打击对手为目的。

更令人不齿的是，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与结果中，往往还存在强势企业对交易对手赤裸裸的霸凌行为。

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市场竞争手段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事实上，这条线一直在左右移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互联网企业，顶着新经济和创新的光环，曾经肆无忌惮地越线，或者说他们甚至以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试图抹掉这条线，为之摇旗呐喊的则是那些市场绝对主义理论家们。只有政府垄断，没有市场垄断，市场自己会纠正所有的恶行，这就是那些市场绝对主义的论调。

不过，互联网企业头顶的光环正在褪去，中美欧近期都在以明确的行动为之划线，数字经济反垄断已经成为中美欧不多的政治共识。市场霸凌，则是最不能容忍的恶行，因为相比如市场效率、价格等金钱利益，自由、公平，才是人类更重要的价值。

流量分配权的武器化

2010年腾讯和360之间发生了“3Q大战”，腾讯称“360屡屡制造‘QQ侵犯用户隐私’的谣言，对QQ的安全功能进行恶意污蔑”，因此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重新使用QQ。这应该是中国互联网“二选一”之滥觞。

2005年11月3日，京东向工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扰乱电商市场秩序，反映后者在“双十一”促销活动中胁迫商家“二选一”。不过，尴尬的是，2017年11月6日，同样是“双十一”前夕，苏宁发文怒斥京东也搞“二选一”。

如此混局，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二选一”并非是某一公司的行为，几乎就是中国互联网大公司打击对手、责难对手的常规操作了。

“二选一”是民间的俗称，究竟什么是二选一，法律法规中无此概念，官方也没有给出正式的定义。从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二选一”的处罚决定书中，或许可以一窥究竟。

处罚决定书重点列举了3种“二选一”情形：协议直接规定核心商家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口头要求核心商家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设旗舰店、协议直接规定或者口头提出禁止核心商家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重要促销活动。

显然，3种情形在限制强度方面形成了3个梯度。禁止开店限制程度最高，而禁止参与重要促销活动，程度最轻。

决定书引用的法律依据则明确指出是《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决定书是将“二选一”定性为独家交易或者排他交易行为。野蛮限制商家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属于广义的“二选一”，而禁止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设旗舰店及参与重要促销活动属于狭义“二选一”。

 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逼迫用户或商家“二选一”的能力，主要原因是网络彻底改变了“流量分配权”。

实体物理市场经营者并不能人为分配进入市场的（人）流量，市（商）场内的地理空间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商）场内的流量以及商业价值，市（商）场经营者通过对不同空间设置不同的价格来获得最大收益。

但网络市场的无限性（市场内经营者可以认为无限多，而相比之下，实体物理市场的竞争对手则是有限的）与人接收信息的有限性的矛盾（每个人只能看有限的商家信息，最先看到的商家拥有更多的交易机会），决定了网络市场主要由市场经营者来分配流量，网络市场经营者具有了大得多的权力。

实体物理市（商）场通过级差地租（不同位置设置不同的价格）获得流量分配权的利益，而有更大权力的网络市场经营者希望得到更多。对于网络市场经营者来说，流量分配权不仅是经济权力，更是体现市场管理者权力的绝好武器。

网络市场经营者与市场内经营者的关系不只是合作关系，更大程度上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网络市场经营者需要市场内经营者绝对的服从，从而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以对抗其他网络市场，尽管市场内的经营者并不需要与其他网络市场经营者对垒，他们只是被裹挟进战场的。

市场内经营者究竟被什么力量裹挟进来的呢，答案就是网络市场经营者的流量分配权，它被网络市场经营者武器化了，而不再只是一种商业资源。

流量分配权的武器化不仅体现在控制市场内的经营者，更是与竞争对手战斗的武器，还是舆论武器的弹药，可以说，“二选一”最典型地体现了流量分配权的武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