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为原著：剧本，还是电影？

芭蕾舞剧《红》的著作权纠纷源自对同名原著的改编。但只要足够敏感和细致就会发现：这个“原著”究竟是什么？此案原被告，甚至审理此案的法官始终对舞剧的创作来源都有着重大误解。

在上海天马厂摄制电影《红》之前，就有两部作品以《红色娘子军》为名发表。这有可能影响谢晋，导致电影文学剧本改名。除此之外，尽管作者有很容易甚或有意令人误解的断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部作品与中芭案争议作品在实质内容上有关。以1993年6月中芭与梁信的协议书的第一条中芭的承诺，在今后舞剧《红》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法院认定舞剧改编的是梁信1961年在《上海文学》第1—3期上连载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这一点成为其判决的最基本的事实。

但仔细阅读会发现，该协议一开始的陈述是舞剧《红》是中芭“组织有关创作人员根据梁信同志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情节改编创作而成”。即便这一点还是追认的。因为有大量可相互印证的材料表明，用作改编创作舞剧《红》的基本情节甚至大量细节更应追溯到谢晋导演的同名电影，而不是电影文学剧本，至少不直接来自后者。这也是本案法官、律师都未关注的内容。

舞剧《红》中有两位编导以及该剧女主角琼花的首演者都曾回忆过舞剧《红》的改编创作。毫无例外，他们都称舞剧改编自电影。这一点是可信的。不仅这些回忆都是在本案法律纠纷发生之前，更重要的是他们枚举的一些最重要的改编理由，仅与电影相关，而与剧本无关：电影上映后观众反映强烈，随即在国内（1962）国际（1964）获奖等，还提及了电影主题歌在社会上很流行。关注主题歌主要也不因为歌词，而是作曲。舞剧《红》完整保留了这首歌的曲，将之演绎成贯穿全剧的音乐主题；对梁信创作的原歌词则作了适度但——至少在我看来——合理的修改。

改编时间合适。三位编导1963年底开始改编舞剧《红》，当时他们都在30岁上下，其中最年长的是李承祥（32岁），也是该剧的核心演员之一（扮演南霸天）。他们更可能是观看了这部1960年7月1日公映随即轰动了全国的电影，随着1962年影片《红》获得了首届百花奖多项大奖，他们产生了改编的念头。文学剧本《红》是1961年发表，最多也只是加入了当时人们对热映影片《红》的关注，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电影《红色娘子军》海报（图/豆瓣）

还有个有点相关的例证是，影片《红》获得了首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但不包括最佳编剧奖。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很难想象编导们是因为阅读了剧本后才有了改编的念头。不错，编导之一李承祥当年曾致函梁信说：“舞剧的诞生，基础是电影文学剧本”。但这个“基础”究竟什么意思？并不清楚；而且中国人应当知道，世界上有些话是“恭维”。我甚至怀疑编导们当年是否认真读过文学剧本。

根据热映电影改编芭蕾舞剧是当时中国的常规和惯例。1963年底讨论芭蕾舞剧创作会议上，当时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曾提出改编1961年上演、同样引发社会轰动的另一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理由是该片反映了彝族社会的变迁和民族团结，主角达吉同样是女性。可为佐证的还有中国芭蕾舞剧的另一经典《白毛女》同样改编自同名电影（以及之前的同名歌剧）。

这些芭蕾舞剧改编自剧本还是改编自电影？按照广义的分类，剧本是文学，是文字叙事作品，更多诉诸阅读；电影和舞剧则属于综合艺术，虽仍有叙事——尤其是电影，但欣赏更多诉诸观众的视觉图像，舞剧则更侧重抒情。影片更便于舞剧的改编创作，也有利于舞剧借鉴和利用影片创造的众多视觉因素。事实上，由于芭蕾舞的艺术特点，至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观众都是通过1971年的舞剧电影版，而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欣赏舞剧《红》的。

这不排除舞剧编导在改编《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撰写《红》的舞剧台本时，参考过梁信的同名剧本。但舞剧的艺术特点注定了舞剧需要个台本，但台本对舞剧创作成功意义不大，编导才是关键。梁信本人以及他人都曾回忆当年梁信曾主动为舞剧改编撰写过一个文字稿本，因不合用，被完全放弃。法院以此来证明当年梁信许可中芭改编《红》，但这一细节的最大意义是文字剧本对舞剧改编创作不重要！这对梁信的著作权主张实在有点残酷！

不仅对舞剧改编不重要，事实上对影片摄制的意义也很有限。这其中最基本的道理是，从古到今，大量证据一再表明，人天生或本能就是视觉的动物，而不是文字的动物。当两类作品均可获得高质量且水平相当之际，人们天然趋于接受图像。这就是“闻名不如见面”“百闻不如一见”“一幅图画胜过万千文字”的道理；这也是当今电视和手机阅读相对于纸媒的全面胜利。因此，如果上述逻辑成立，那么舞剧根据同名文学剧本改编就不大可能是个很靠谱的事实，更可能仅仅是个说法。基于这个说法的法院判决，客观上扩张了梁信的权益，令他收获了本该由天马厂或谢晋收获的权益。

下面对同名剧本和影片更具体更经验的对比会表明这个结论很强硬，更无情。从剧本到影片并非直通车，电影导演必须有重大且无可替代的创作和设计，甚至不只是指导演员准确表演，他得全面调度各种场景，选择适当的摄影镜头语言，甚至一个镜头都不得不拍摄多次，最后从拍摄的大量胶片中仔细挑选剪辑，才能将剧本变成影片呈现给观众。这一过程的复杂、细致和艰难程度远不是编剧可以想象的，也不是普通文学或电影爱好者可以想象的。只要看看公开出版的任何有关某电影从剧本到影片的资料汇编，就可以理解电影摄制真不是简单地以图像来演绎文字，而是全新的创造。

具体例证很多。1959年9月，上海市电影局和天马电影制片厂油印出版的该片剧本名称仍是《琼岛英雄花》，署名梁信，篇幅87页；封面下方括号内有“作者附记：此稿只供导、演、职员用，不做文学本外传”。两个月后，即1959年11月，仍由上海市电影局、天马厂油印出版的剧本更名为《红色娘子军》，署名是“编剧：梁信，导演：谢晋”，篇幅压缩到79页。剧本更名是谢晋提议或要求的，他觉得《琼岛英雄花》过于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