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参考，不是挪用甚至不是借鉴。不是我不想，而是由芭蕾舞剧的特点注定的。如果芭蕾舞团都不能靠演出市场来维持之际，投资还可能有货币回报吗？芭蕾舞剧注定不大可能吸引追逐利润的资本，不大可能有典型的投资者，除非立法修改定义将赞助者或捐助者也定义为投资者。还不像影视制作，芭蕾舞剧甚至没有空间，可以让某些资本家偶尔烧烧钱来捧红他心仪的某个电影“演员”。当这几个方向都封死了资本投资获利的可能时，芭蕾舞也就不大可能催生出功能与制片人类似的制剧人了。

即便可能，也需警惕，因为这或许更不利于芭蕾舞的发展。因为，制片人制度固然有利于吸引经济资本投资影视创作，但这也已导致经济资本大大影响了，有时甚至就是控制了影视作品的制作。

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那些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赏识与选定的企业家”，以及“导演的风格往往消融于制片厂的风格中”。昔日对影片摄制几乎有决定意义的导演，如今除非他本人已经积聚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干脆他本人或家人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兼任或担任制片人，许多导演都已卸下了先前他客观上兼任的制片人角色，有些人几乎成了投资者的跟班。如果芭蕾舞剧引入资本投资运作，有理由相信不导致伤害，而是致命。

只能借鉴影视作品产权配置的经验，针对芭蕾特点，走芭蕾的产权之路。

在我看来最好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如同在影视作品的相关实践那样，把一部芭蕾舞剧的著作权视为涵盖舞剧方方面面的一个权利束，除非另有需要并明确规定，推定归演出该芭蕾舞的剧团所有，视芭蕾舞团为该剧“作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法人所有制，但鉴于中芭是国有事业法人，也完全可以说是国有。舞剧的编导、音乐创作，舞美和主要演员因此对舞剧都仅有署名权，但他们每个人的其他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权利都来自他们各自与作为法人/作者的中芭签订的合同规定。对芭蕾舞团来说，从此需要明确的只是其创作演出的作品的产权，几乎不再需要其他折腾。

国家甚至应考虑立法，鉴于芭蕾舞以及其他类似的强调现场表演的高雅艺术基本都很难自负盈亏，直接豁免这类艺术团体因改编表演他人已发表作品，依据《著作权法》必须支付原作者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报酬。可以视这一豁免为国家对高雅艺术行业的法律政策支持，但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却是降低改编演出高雅艺术品的交易费用，因此可能激励更多更好的演绎作品。通过让一些潜在的作者彻底断了靠高雅艺术名利双收的念想，或许会分流创造各自的市场，接受各自的清净或不清净。

还有个理由支持国家立法把芭蕾舞剧的著作权完整赋予舞剧的表演团体，这就是，就芭蕾舞剧而言，很难说能有什么行为侵犯了舞剧的著作权。

芭蕾舞蹈公开表演，只要不许无偿影视直播，其著作权几乎无需实在的执法和司法保护，芭蕾舞的技术难度和艺术品质注定了舞蹈的著作权一般无法抄袭，更难剽窃。即便有人在观众席上用摄像机直播，也不可能构成消费的有效替代。芭蕾舞剧的音乐舞美保护也不是太需要执法或司法的保护，因为一旦离开了舞蹈，这些都很难独立存活。高难度的表演艺术本身就有效实践了芭蕾舞剧著作权的自行保护。既然它为国家节省了产权保护的成本，国家自然有理由从法律上给予些许优待。

芭蕾舞剧一般无法抄袭，因为优秀的芭蕾舞剧表演总是依赖杰出的演员，有天赋的演员。杰出意味着稀少，天赋意味着在这个行当汗水的意义不那么重大，因此芭蕾舞剧注定不大可能有多少高水平的抄袭或盗版。然而，即便高水平甚至超水平的抄袭可能，对社会、消费者甚至被抄袭的芭蕾舞团也不是个问题。

假定上海芭蕾舞团“抄袭”中芭的《红》，或是某外国著名芭蕾舞团“抄袭”中芭的《红》。从两方面看，法律也没必要法律干预。从艺术上看，这种抄袭必定有所创作。因为芭蕾舞剧的每次表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创作，这类抄袭最多只能节省某些编导舞美的部分劳动。这就证明了芭蕾舞剧其实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或如艾略特所言：“不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剽窃”，而“优秀的［抄袭者］会让它更好，至少看起来不同”。在芭蕾舞剧上若真能有这种抄袭甚或剽窃，甚至值得艺术家、消费者和国家的期待。

还不仅因为，只要有点能力的艺术家，没有谁甘心仅仅模仿或抄袭，尤其是在芭蕾表演中，模仿可以说比创作更难，逼真的模仿最多也只是逼真。也正因此，从艺术层面看，这类模仿甚或抄袭，逐渐地，最终趋于创造同名不同版的芭蕾舞剧。事实上，芭蕾舞剧《天鹅湖》就有悲剧版和喜剧版；各国芭蕾舞团对同名舞剧往往有不同的演绎，甚至一直力求标新立异的演绎。从市场层面看，无论模仿者、抄袭者、剽窃者何种打算，他也很难改变芭蕾舞剧主要对本地消费者市场的限量供应，供给侧改革也改变不了芭蕾舞剧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