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麦金德发表1904年的演讲的时候，展现的新时代乃是大陆与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他甚至开始构想全球国家的可能性。这个演讲雄心勃勃，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欢心鼓舞。可以说，这篇演讲代表了“壮年麦金德”的思想。然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理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体现在1919年《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里，这其实体现了“老年麦金德”的思想。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强调大陆与海洋之间二元对立，转向从从太空的角度看世界，由此提出了“世界岛”和“环形世界”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围绕欧亚大陆展开，但却是从太空的角度世界，从而将人类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另一方面从海洋世界如何争夺全球统治权的地缘战略思考，转向了海洋世界获得全球统治权之后如何维持西方治下的世界和平，而这个转变的背后就是政治主角从大英帝国转向了美英联盟。所以，在1904年演讲中，美国被看作是“东方大国”，而在1919年的著作中美国占据了核心重要地位。

因此，在1919年的《民主》一书中，他所说的“民主”更多地包含了一种平衡的观念，是各种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平衡。他之所以推崇“国际联盟”，就是不希望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来出面组织秩序，反而是渴望均衡，认为均衡的结果反而能保持世界的和平。

为此，他也对所谓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结果进行了批判，反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里涌现出来的一些新东西。从“壮年麦金德”到“老年麦金德”的转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思考。麦金德已经看到只要是任何一个国家想成为一个统治全球的世界国家，就意味着在技术上和地缘上优越绝对的优势，其结果必然导致地缘政治上的整个世界冲突。

五

麦金德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德国的施米特在他的《陆地与海洋》和《大地的法》中只字不提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陆地与海洋》这本小册子完全讲针对的是麦金德提出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对抗的故事，而在《大地的法》的序言里，他明确提出向麦金德致谢。然而，对照麦金德读施米特的这两本书，却看到施米特恰恰是在对麦金德构成了批判。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这本书开头讲得很清楚。施米特认为自己跟麦金德区别在于，他是法学家而麦金德是地理学家。“法学家”的含义是什么？是说当我们理解陆地和海洋的时候，不是把它们看成两种具有客观力量的自然要素，在这个自然要素背后还有一个规范的含义，有一个道德价值。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麦金德的眼中，陆地和海洋是两种等量齐观的自然力量，而且形成了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两种力量的全球对峙，但是施米特从一开始就说，人作为大地的动物，只有陆地上的生存才有规范意义，海洋上没有什么规范意义。

用我们的话说，为什么the earth翻译成“地球”，而不是“水球”呢？实际上翻译成“地球”是把earth理解成land，而不是sea，隐含的意思是：人的生存全部意义来源于土地，大地生产规范和意义，而海洋意味着规范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这就是施米特在《大地的法》所指出的虚无主义，就是一种没有规范意义上的科学理性的虚无主义。

尽管如此，施米特和麦金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像麦金德从来不是只讲英国，施米特也不会只着眼于德国来讲陆地、海洋和大地的法。

麦金德一上来就讲的是基于欧洲文明的敌友划分，欧洲的敌人是东亚、是俄国，施米特也基本分享了类似的观点。

麦金德将世界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施米特也基本同意这个划分。不同的是，施米特从法权的角度来理解。第一个阶段是早期基督教时代，当时的欧洲人共享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国际公法的观念，而第一个阶段欧洲基督教的法恰恰是针对外部的异教徒东方世界。

第二个阶段也接近麦金德划分的第二个阶段，不过施米特强调的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或国家时代。在这个时代，领土国家成为了政治的构型，尽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撑的欧洲的存在，在欧洲外部还是一个野蛮世界，用国际法的话说，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部，才有欧洲文明的“伙伴关系”，伙伴之间可以签定平等条约，和外部的、非基督教的、半文明的国家之间则可以签定“不平等条约”，对于野蛮国家就无需签定条约、直接诉诸战争。换句话说，欧洲文明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等级体系之上，这是施米特眼里欧洲文明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而，第三个阶段划分与麦金德的比较接近，就是将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看作是第三个阶段，当麦金德推崇“国际联盟”的时候，施米特恰恰将这个作为批判的对象，即意味着欧洲的死亡。

因为一战以后、尤其是国联以后，欧洲文明具有特定规范和精神价值的体系被不断地加以技术化和法律化，从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法律框架，以至于将欧洲之外的异质文明纳入进来，不仅把俄国带进来、把美国带进来、而且把东方的日本带进来。这就意味着国联乃至后来的联合国，完全不能再维持欧洲文明的标准。因此，在施米特看来，恰恰是国联这个全新体系的出现，摧毁了欧洲文明主导的国际法体系。

然而，在施米特眼中摧毁了欧洲文明国际法体系的国联和联合国，恰恰是麦金德的理想。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施米特对麦金德的批判，即麦金德这种对自然地理和人力的技术化强调，以及对抽象的均衡的国际联盟民主的强调，恰恰是虚无主义的代表，而另一个虚无主义的代表就是他不断批判的纯粹法学的代表人凯尔森。

而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特别强调英国转向海洋世界，就意味着选择“无根性”，一种可以脱离大地、规范和意义的存在。英国人提出了“乌托邦”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在拉丁文里就是“没有的东西”。换句话说，英国人慢慢设想了一个可以脱离地理空间、可以技术设计的一个全新秩序。

因此，当麦金德对飞机和太空的出现而选择太空的视角的时候，施米特对太空的视角进行了批判，毅然选择的具有规范、历史和文明意义的大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麦金德在一个端点上思考帝国背后的地理和技术要素，那么施米特在另一个端点上思考帝国背后的规范、精神和文明要素。而科耶夫后来对新拉丁帝国的建构恰恰是将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加以思考。

六

在写《大地的法》的时候，施米特还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册子《陆地与海洋》。而《陆地与海洋》的重心，恰恰就在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这本书前面的几章都在讲，按照地缘政治学，如何理解英国的崛起。为什么英国会崛起？当时很多地缘政治学家的答案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这是由地理决定的。

然而，施米特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恰恰是“空间意识”和“空间革命”。“空间革命”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施米特从麦金德那里借来的，不过麦金德强调地理空间，而施米特则强调政治的法权空间。重要的不在于地理空间的变化，而在于欧洲人在思想观念上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为此，施米特强调背后的宗教因素。陆地和海洋的冲突在价值观念上对应着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传统。

这也指向了施米特隐含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可以发生在英国？因为英国选择了海洋的时候，就选择了不要土地、不要意义，可以依靠技术来创造一切的世界。

由此可见，施米特在著作中对英国这个海洋世界大国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麦金德非常强调技术对自然的作用，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技术主义者，而施米特恰恰是非常反省这一点，他一直强调，技术和科技的发明导致人类整个生存陷入到虚无主义中。而施米特始终捍卫欧洲作为陆地所提供的规范、文明和生存意义，反对一个脱离大地、完全建立在海洋自由和技术之上的虚无主义的生存秩序。

如果我们把麦金德和施米特的争论放在今天的语境里。我们就会发现，中美贸易战的焦点恰恰在于技术，针对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可以说，在不遗余力争夺科学技术的支配权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太大的区别，二者都争相进入到机器人支配的世界，一个虚无主义的世界。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海洋传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沉沦的根源。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真正想要超越美国，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技术上超越美国，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上超越西方技术主义的思考，重新将人与技术放在对大地、历史、规范和文明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麦金德和施米特的遗产。

谢谢，我就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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