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新平衡的三个维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想谈谈贸易不确定环境下宏观平衡的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的短期平衡要求美国“松货币”，中国 “宽财政”。

短期内，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美国加征关税的必然结果是美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从贸易渠道来看，汇率变动是经济在面对关税冲击的自我稳定机制的一部分。因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角色，强势美元对全球有紧信用的作用，在金融渠道对经济增长不利，政策如何进行逆周期调节？考虑到美元汇率自由浮动、货币政策的效率较高，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效率较高。

图11：短期：宏观政策新平衡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贸易的不确定性带来汇率超调的风险，6月中旬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也提示，如果贸易摩擦继续恶化，可能会触发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上述的政策框架在汇率上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稳定机制：加征关税带来美元强势，美国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美元升值压力；对中国来讲，宽财政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平衡所要求的均衡利率，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财政扩张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净资产，有利于去杠杆，促进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有序调整，也有利于避免汇率超调的风险。

第二、全球价值链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是新挑战。

美国和其贸易伙伴的争端涉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问题。从微笑曲线来看（图12），20世纪70年代比较扁平，附加值分配比较平坦，但随着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留下的是高端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等，中间的生产、物流环节进入新兴市场，对全球来讲是效率提高，但我们需要关注隐含的结构和分配问题。对美国而言，这样的价值链产生的高附加值被少数人垄断，一般的产业工人不仅享受不到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价值，反而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

图12：全球价值链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也受害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尤其是一些商业模式、品牌带来的是先发垄断优势的挤压。知识产权收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费，另一种是股权投资。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少数有能力抵抗美国“知识产权”垄断寻租的国家之一，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我们庞大的市场规模是一个优势，中美多通过合资来实现合作，而不是通过按件收费。但这一模式目前受到挑战，这不是说简单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如何实现利益平衡，互利共赢的问题。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创新，另一方面过度保护尤其是不是基于真正创新的垄断会导致过度寻租，反过来不利于创新。

总体来讲，加大对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保护，有利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获取更大的收益，宏观层面的一个直接含义是支持美元汇率。由此导致的强势美元对应的美国传统产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和内部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其他国家尤其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条件恶化，这个分化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最终的调整路径是怎样的。

第三、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均衡利率与汇率。

应对贸易摩擦，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推动结构性改革，这方面政策层面有很多阐述，市场也有很多讨论，举几个例子，首先是竞争中性加对外开放，越有贸易摩擦越要加大对外开放，同时对内竞争中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科创板的推出、发展普惠金融，这些是增量改革，还有存量改革，即化解不良资产。三是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比如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促进生育率回升。

这些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想提示大家关注的是如何理解经常项目和汇率的关系。这些结构性改革的共同结果是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从宏观平衡来讲，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经常项目逆差，这对汇率是什么含义？

经常项目与汇率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时间维度看，短期内经常项目是外汇供求的重要因素，顺差推升汇率，逆差带来贬值压力。但从长期来讲，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价一个是量，共同由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决定，比如说人口结构、生产率等。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国的生育率回升，小孩多了、会带来过剩储蓄下降，结果可能是经常项目逆差伴随强势汇率。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好理解，其逻辑是储蓄率下降，资本的回报上升，均衡利率上升，吸引资金流入，对整个国家来讲，资金净流入必然对应经常项目逆差，同时带来汇率升值压力。

（本文为彭文生于6月19日在光大证券2019年中期策略会上演讲的记录整理稿。观察者网已获微信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