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以色列的西方气息是认真的。我们且不去提现代锡安主义与欧洲和西方思想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色列的“西方”认同单是通过一些表面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比如，以色列早就不再参加亚洲杯和亚运会，连类似“好声音”的节目也早已脱亚入欧。而在西方气质十足的希伯来大学校园里，如果你慢慢从图书馆踱出来，在开放式的Cafe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们聊聊天、谈谈历史和哲学——这和在纽约、柏林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时候，谁又会想起巴勒斯坦人？至少十年前我很少想起。每天和一群美国人、韩国人一起上古希腊语、阿卡德语、亚兰语和耶路撒冷考古等课程，那时候，对于我来说，阿拉伯人似乎只是学校里默默无闻的几个清洁工，卖法拉费的小贩，大街上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的年轻人，乃至老城里偶尔伸着手找游客要钱的小孩子。

我未曾思考过他们有怎样的人生，没有好奇过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某种举动。当然，去北部或约旦河西岸时，就完全不可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但很大程度上，在东耶路撒冷，特别是阿拉伯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他们只是希大留学生西方式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板而已。

 希伯来大学植物园及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好像生活在一个美丽且与世隔绝的泡泡里，百米之外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这个比喻并非我的发明，2015年，当那个巴勒斯坦村落因与以方的冲突被军警围困时，参与村民抗议的一位希伯来大学知名左翼犹太人教授说过同样的话：“当我们日复一日在希伯来大学的教室和咖啡厅里谈天说地时，这个村子里刚刚有老人因为军警围困而无法被及时送到咫尺之遥的Hadassah医院里，最终死在了车上。”

生活在东耶路撒冷

不过，当我2017年再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与阿拉伯人多打交道了。首先，我这次到耶路撒冷来，不仅是以希伯来大学访问博士生的身份，而且还在某考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这家考古所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著名商业街萨拉丁大街上，是美国人建立并运营的。所内从装潢到人事安排都散发着殖民主义气息，里面的财务人员、厨师等都是巴勒斯坦人。而我哪怕每周只去两、三次，也少不了和他们交往。此外，萨拉丁大街附近就是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区，店铺林立，是买菜购物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这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一家四口。我们阴差阳错地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耶路撒冷东北部舒阿法特（Shu’afat）社区的巴勒斯坦幼儿园。这样一来，我们的“东耶归属感”就更强了。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商业核心区萨拉丁大街。图自作者

其实，给孩子选择幼儿园这件事颇让我们费了一番心思。2017年7月，我们一家还在波士顿，而9月份就要搬到耶路撒冷了。之前我也并没有想过要把孩子送到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所以在网上找了家位于南耶路撒冷的犹太幼儿园。

这家幼儿园老板是阿根廷犹太人移民，似乎对让人提前交学费这件事有着某种的执念：她无论如何要让我们在还没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提前两个月交学费。但我那时没有以色列的账户，而从美国或中国账户打钱过去的话，手续费是极高的。

当时，我已经交了两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作为定金，总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但她还执意让我续交一个月。无论我怎么恳求她，她就是不答应我到以色列之后再继续交学费的请求。之后她开始写邮件威胁我，号称要找议员朋友吊销我的签证（但那个“议员朋友”的邮箱早已作废），让我作为外国人小心点儿云云，出言不逊。

于是，我最终只得放弃这家幼儿园。因为，就算吵架吵赢了，我也不敢把孩子送到她那里。我不认为她是坏人，但在误会之下，她会如何对待我的孩子呢？至于那一万块钱，我只能自认倒霉。在那之前我已在以色列居住过两次，虽然已经知道当地服务业水平一般，但这样直接抢的情况，却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学阿语的北大学弟给我介绍了一家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我写邮件过去，对方回复很简单，只是让我把两个孩子的护照首页复印件发过去。我看着带有错别字的回复，想起在巴以地区华人圈里广为流传的“阿拉伯人办事没谱”的传言，心里也没抱太大期望。

接下来几周我们都没联系。由于没交定金、占位费，我曾以为对方早已把这件事抛到脑后。9月初，我们从美国飞到巴以。在租车、买SIM卡后，我就开始联系巴勒斯坦幼儿园园长。对方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下午过来就行”。当我走进这栋看起来和巴勒斯坦民房差不多的幼儿园里时，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看到三十出头的园长拿出早就打印好的护照首页跟我说：“孩子的档案我已经建好了。”

这让我很惊讶。与其说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很靠谱”而惊讶（这样想也是带有成见的脸谱化看法了），倒不如说我惊讶于他对我的信任。我刚刚在以色列幼儿园那边亏了一万块学费，而这边连定金都没收，居然给小孩留了位置？

我两个小孩就读的巴勒斯坦幼儿园。图自作者

刚坐下，园长就热情地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到巴勒斯坦来吗？”

“巴勒斯坦？”我一时语塞。是啊，对于他而言，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巴勒斯坦，特别是东耶路撒冷。我小心翼翼地说：“第三次。”我推想他不会对我学过希伯来语很感兴趣，于是就没有提这件事。但很快他又打消了我的疑虑，他说自己在以色列开放大学学过法律，因为“想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之后我还和他聊了两句政治，感觉他是个有知识储备且关心这些议题的耶路撒冷市民。他还告诉我自己住在西尔万村（Silwan），这是老城外一个很大的巴勒斯坦村子。近些年以色列政府在那里修建了“大卫城遗址”，成为了著名景点，村里也有不少从欧美过去的犹太定居者。

大卫城所在的Silwan村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村落。图自作者

当然，从简单交流中我很难看出他对以色列的看法。他去以色列上过学，但另一方面，他说自己不愿从事法律工作，“用以色列的法律去压迫同胞”。但他收的是谢克尔，给我的信用卡小票也写满了希伯来语。

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无论如何也很难在生活中摆脱以色列的痕迹。在后来的东耶生活中，虽然偶尔有巴勒斯坦人跟我说“不喜欢外国人跟他们讲希伯来语”，但也有少数英语不好的巴勒斯坦人只能用希伯来语和我交流。

在萨拉丁大街上，尽管从建筑的样式和颜色到贩卖的商品，看起来都和约旦河西岸乃至约旦的城镇无异，但街道尽头以色列警察局上高悬的大卫星旗、路边的持枪军警和犹太节日时的庆祝标语，还是让人能轻易地感受到空气中的一丝不适和紧张。接下来9个月的生活，除了写博士论文、听讲座、去图书馆之外，我就是日复一日去巴勒斯坦幼儿园接孩子，隔几日到老城附近的巴勒斯坦区买菜。

在幼儿园，几个老师都是女性，其中有三位包头巾、一位不包头巾。久而久之，当我去接小孩时，他们就会跟屋里面喊一句：“Abu Zhaoxi来了！”Zhaoxi是我儿子的名字，Abu是“父亲”的意思。有些阿拉伯人的名号是Abu加长子的名字。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从没以“中国人”、“中国孩子”来指代我和我的儿女，倒是很快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代号，仿佛我和他们本地人也没什么两样一般。

在这9个月生活中，我感到东耶路撒冷当地人其实很像我小时候的邻居们。我小时候生活在天津城乡结合部国企宿舍。有段时间我跟着姥爷姥姥，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我交给邻居。邻里间吵架拌嘴难以避免，也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高素质”和“守规矩”，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热络，也守着传统社会内部大家都懂的“规矩”。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军警在老城大马士革门前设立栏杆以阻拦巴勒斯坦群众聚集抗议。图自作者

在东耶路撒冷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时候比较脏乱差，车辆也会乱停，甚至大吵大闹。但人与人之间似乎多了份理解。

有次去Wadi al-Joz村买菜，少带了现金，再加上他们没有信用卡和手机支付，一时间很是尴尬。因为差的不是三毛两毛，而是整整60谢克尔（人民币120元）。我非常为难地开口告诉摊主大爷实情时，生怕他要骂人。结果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下次再给我吧。”生意太忙，他没空跟我说太多。可是他怎么知道还有下次？我是个外国人，难道我不会三天后回国吗？外国游客不会自己买菜？恐怕这位老人家还不知道“民宿”这样东西。

当两三周后我又去那家店买菜时，他们已经对这件事毫无印象了。我对他们说：“我欠你们sixty谢克尔。”而这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巴勒斯坦人有个特点，英语的sixteen和sixty几乎无法分辨，因为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然后他点点头，以为我只欠他16谢克尔，然后据此把零钱找给了我。我说：“您错了，是sixty，sitin（阿语），shishim（希语）！”他才恍然大悟：“啊！Shishim！好的。”然后，他对我笑了笑，把这次买的菜递到我手上。

就是在这种点滴交往中，我慢慢把自己当成了东耶社区的一份子。在国外居住的八年中，东耶是我住得最短但最认真的一个地方。

我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便宜菜，我知道哪家的shawarma好吃，我帮想去中国进货的巴勒斯坦店主大叔定过机票，去老城和巴勒斯坦小伙子一起排队理过发，也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引起轩然大波后到大马士革门附近观察当地人的态度。

我还曾采访过幼儿园园长，了解了普通东耶路撒冷市民眼中的巴以问题及其前景。我发现，其实像他这样关心政治和时事的巴勒斯坦人，对局势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比如，当时他们就明白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并不十分在意巴勒斯坦的利益，相反他们会很快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已回国工作，每每想起那些日子，还是深深地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图书馆徜徉或在媒体上发声都不如在当地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来得有意义。总之，虽然老城里的小商小贩可能会坑游客，但在景点外却是踏踏实实的街坊感。慢慢地，不管是理发还是租车，所有事务我几乎都在东耶办理。

因为同样的服务，这里比西耶路撒冷要便宜、灵活，态度也要好一些。于是，我很快又想起了希伯来大学边上那个神秘的巴勒斯坦村子——那个“千万不要去”的村子。那里会是什么样呢？ 

不是边界的边界——大学附近的伊萨维亚村

上文说到，2010年第一次到希伯来大学时我曾被学校工作人员教育“永远不要到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出国，没经验，所以很小心也很听话。

那个村子位于希伯来大学东部的山谷中，但进入校门后的长条状植物园刚好把它挡得严严实实。不过从教室窗户向外眺望时，还是很难避开那一片拥挤、杂乱而单调的土黄色楼房。

那里几乎没有像样的绿化。而如果不仔细看，大多数人都会错过更远处的景象——蜿蜒曲折的水泥高墙，将墙两边一样的黄色土丘和黄色楼房隔成了两个世界。没错，那就是著名的巴以隔离墙。

 伊萨维亚村远处的巴以隔离墙。图自作者

2010年时我并没有关心这些细节。记得刚去时，我对着教室窗外，满眼都是让人感到绝望的土黄色。我心想：“那里是不是快到‘边界’了？再远处，就是古代亚扪人或摩押人的地盘了吧？”（亚扪和摩押这两个王国位于今天约旦）记得当时还照了张照片发到网上，注释就是类似的话。

是的，虽然那时候地图早就记在心里了，可是在现实中我居然觉得耶路撒冷向远处眺望就已经是约旦了！和许多到这里来的外国留学生一样，不知为何，在我们眼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似乎是不存在的。

2017年时我才明白，误将这个村子的所在地当作“边界”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位来自国内的老教授说自己曾问守在学校大门口和村子入口处的以色列士兵：“那里就是边界吧？”对方并没有否认。他说：“看看以色列人多辛苦！一流学府就建在边界上，还需要士兵驻守！”

从希伯来大学校门处眺望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一种边界感油然而生。图自作者

当然了，我在2010年很快就明白了，那里根本不是什么边界地区，而只是学校毗邻的一个阿拉伯村子而已。但由于学校国际部工作人员的教导已经铭记在心，我一直没想过进村看看，甚至也没关心过村名是什么。

2012年，我已经在美国读研。暑期，随学校到亚实基伦参加考古发掘。其间，学校又组织了耶路撒冷一日游，导游是哈佛近东系考古学的学长。我们一行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散步时，他突然对大家说：“对了，希伯来大学附近有个阿拉伯村子——那里你们千万不要进去。里面的人可能有枪，据说他们手里还有毒品。”可以持枪，可能还有毒品？“那你们美国不也是这样……”我心里开着玩笑，但并没有说出来。人家毕竟是好意，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到了2017年，我发现去希伯来大学国际部读书的一些中国同学也得到过类似劝诫。有趣的是，那年十月，有个国内自媒体大V团访问巴以，据随队媒体人士说，他们的以方导游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这次把对象放大到整个东耶路撒冷：“你们不要去东耶路撒冷，那里治安差，人很野蛮。”

而那时，因为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东耶的幼儿园，经常去东耶村子买菜，所以再听到这种话就感到愈发诧异了。这也激发了我要看看“野蛮”村子的兴趣。当然，在去之前，我也特意询问了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过阿语的中国留学生，毕竟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了解往往比我们多。几位去过这个村子的同学都告诉我里面一切如常，让我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