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波斯帝国对巴比伦的“解放”，帝国境内的其他族群似乎也迎来了回归故土、恢复传统的希望。《以斯拉记》和《尼希米书》就声称波斯国王准许被掳的犹太人及其后代回归故土，重建家园。

当然，上述楔形文字出土文献很多其实来自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这恰恰说明即便真有部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已经在巴比伦生根发芽的犹大王国遗民选择留下的也大有人在。更何况，近年来在耶路撒冷和古犹大王国的考古发掘也表明，新巴比伦帝国时期的耶路撒冷并非一座空城。很可能“巴比伦之囚”只牵涉了部分犹大居民，而七十年后回归耶路撒冷的也只是被掳居民的一小部分上层精英。

无论历史事实如何，对于最终在波斯帝国治下的犹大行省重新建立族内权威的新犹大（而此时犹大王国的子民开始具有一定的族群特征，或可被称为犹太人）社会精英，还是选择了将“波斯帝国解放犹太人民”这一历史叙述神圣化、正典化。这很好理解：这些少数精英之所以能获得权力，主要归功于波斯帝国这个强大的外部力量。作为外来者，他们就更需要借帝国朝廷的旨意将当时耶路撒冷本土犹太或非犹太居民排挤到次要的位置。

回归者比当地居民更有资格对这片狭小但复杂的土地宣誓主权，这在地区历史的叙述中不止一次上演。而这一次，外来的犹太精英为了神化帝国赋予他们的特权，选择将波斯帝王与古代犹大王国的主神耶和华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犹太族群的解放和这些人自身政治资本的积累，不仅是帝国政策，也是神的旨意。

《以斯拉记》开宗明义地借居鲁士的口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以斯拉记1:2》）这里对居鲁士统辖万国、受神嘱托建造圣殿的描述，像极了《列王纪上》第五章中的以色列传奇国王所罗门。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在波斯时期借先知以赛亚之口布道的作者（所谓“第二以赛亚”）曾将波斯居鲁士大帝比作古代犹大王国传说中的大卫王——“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所谓“受膏者”一词，希伯来语为משיח，即“弥赛亚”；翻译成希腊语就是christos，即“基督”一词。为了把波斯帝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大神明的超自然力结合起来，希伯来圣经的作者竟然将一位波斯帝王描述为“弥赛亚”，足见波斯帝国在早期犹太文化精英中的分量。

居鲁士大帝/资料图

这些史实——或不如说，对历史的叙说——和现实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今天以色列诸多主要城市中都有一条“居鲁士路”或“居鲁士大街”。曾经对古代犹太精英施恩的居鲁士大帝，作为“外籍民族英雄”，与所罗门王、大卫王、便-西拉、赫策尔等古今犹太人物一起出现在了以色列老百姓日常所见的路牌之上。

其次，在2017年底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且考虑废除伊朗核协议之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对其盟友献上了溢美之辞，将其与圣经历史传说中及锡安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几位外族大恩人相提并论。他们分别是：居鲁士大帝、贝尔福及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了解了关于居鲁士和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的来龙去脉，我们对特朗普的“当代居鲁士”头衔也就完全理解了。

2018年5月，美国驻以使馆正式迁往耶路撒冷。众多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上街游行庆祝，路边大巴上写着“特朗普，让以色列再次伟大”（资料图）

讽刺的是，波斯大帝居鲁士此处被提及的原因之一是特朗普承诺废除伊朗核协议。被比作古代恩人的，恰恰是其现代“传人”的死敌。

三、安息帝国、萨珊帝国及伊斯兰时代：犹太人在伊朗世界的发展壮大

阿黑美尼德帝国亡于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亚欧大陆中西部进入了希腊化时代。不过，随着安息帝国的迅速崛起，中亚和两河流域地区又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逐步回到了以伊朗为政治大本营的王朝统治范围。两河流域的犹太人也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波斯帝国继承人的臣民。当然，整体上有关安息帝国犹太人的史料很少。

古代亚述地区的阿迪亚贝内（Adiabene）王室曾改宗犹太教，成为了早期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此外，还有人认为安息帝国的分封体制促成了犹太海外社团首领（exilarch）职位的建立和稳固——但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犹太人和波斯关系在接下来的波斯萨珊帝国时期变得更加紧密，而相关史料也更丰富了。在这一时期，巴比伦取代了巴勒斯坦成为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文化中心。而这一时期编纂完成的《巴比伦塔木德》在犹太传统中的地位和权威性是高于《耶路撒冷塔木德》的。

由于外界史料和考古资料较少，《巴比伦塔木德》往往是我们了解萨珊帝国时期波斯帝国统治下犹太社群的唯一窗口。仅根据《塔木德》和其他拉比文献的记述，这一时期犹太文化和宗教精英与萨珊统治者之间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