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疫情之下的2020年如白驹过隙，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年过得都要快。对于伊朗而言，敌对势力于年初和年尾针对本国重要人物的两场暗杀以一种悲壮而窝囊的方式将本就跌宕起伏的2020年串联在了一起。

1月初，美国悍然暗杀伊朗重要将领苏莱曼尼。而就在几天前，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居然在伊朗本土遭遇伏击身亡（注：就在12月1日上午，外媒报道称又有伊朗将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遇袭身亡）。

与苏莱曼尼遇刺事件一样，核专家的死再次将美伊关系、美伊两国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政治斗争推向了前台。在这一背景下，更受关注的自然还有因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角色愈发与伊朗敌对的以色列当局。

一、伊朗与以色列 vs. 波斯与犹太

在笔者阐述以色列与伊朗敌对关系的来龙去脉时，笔者曾强调，伊朗与西方、美国以及作为西方势力在中东延伸的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倒不如说是西亚传统政治力量反殖民运动的延续，因而有着国际化的阶级矛盾背景。因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并不能被简单看作“波斯”与“犹太”之间的矛盾，遑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分歧。

对于关心国际事务和现当代历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网络舆论中，种种以“犹太”“波斯”“伊斯兰”“犹太教”为出发点，充斥着“文明冲突”观点的解读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此外，似乎某些冲突的参与者本身也乐于将政权和族群、文化融合起来。伊朗核专家遇袭后，加强安保措施的不仅有以色列驻外使领馆，而且也有“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似乎他们预设了某些人对以色列的仇恨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犹太民族”的恶意。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犹太”“波斯”，还是“伊斯兰”“犹太教”，所有这些标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都曾代表着不同的群体，而当今靠这些标签构建自身合法性的群体，也早已与昔日顶着同一名称的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场。

因此，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在秉持锡安主义的以色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尚未存在时，波斯和犹太两个族群和文化曾经怎样互动。同时，我们也可审视历史上波斯与犹太的关系以何种方式遗存在今日两国政权对彼此文化形象的解读和利用之中。

二、作为“犹太解放者”的波斯阿黑美尼德帝国

今天的伊朗在以色列官方和大众眼中被看作以色列乃至犹太人的敌人，因而也遭到了很多以色列民众的仇视。据《国土报》报道，近七成以色列国民反对伊朗核协议。而在2018年的一次调查中，60%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对核协议的攻击立场。然而，在传统犹太文化当中，伊朗前身波斯帝国的形象其实是正面、积极的。

从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开始，古代西亚的政治中心逐渐由两河流域东移至伊朗地区。米底和波斯相继崛起，逐步取代了亚述和巴比伦成为西亚地区的霸主。关于米底人（很可能也是一支操伊朗语族语言的族群）的统治，我们知之甚少。但波斯帝王居鲁士大帝征服伊朗、中亚、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乃至部分希腊世界的事迹因希腊和希伯来传统历史叙述而尽人皆知。

公元前539年，按照《居鲁士圆柱铭文》（The Cyrus Cylinder）的自我宣传，波斯大军几乎是以“和平解放”的方式占领了两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巴比伦，一路上秋毫无犯。他随后还免除了巴比伦市民的税赋、徭役，并取得了巴比伦神马尔杜克（Marduk）的认可。

居鲁士圆柱铭文（资料图）

这一切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希伯来文献的记载，新巴比伦帝国占领犹大王国都城耶路撒冷后，不但毁掉了圣殿，而且还将犹大居民中的一部分掳到了巴比伦（见《列王纪下》25:21），史称“巴比伦之囚”。近年来，随着对楔形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巴比伦之囚似乎有了比较明确的历史证据。

有些来自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主要为经济文献）曾提到一座“犹大城”（āl Yahūdu），而泥板上的名字也多有希伯来人名特征（如包含神名“耶和华”成分）。此外，泥板和其他文献还提到巴比伦地区生活着其他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而他们可能也是被新巴比伦帝国强制迁移来的被征服国家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