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从上文所分析的理论问题和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的相关性来看，预计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大因素将是美国净投资下降——如上文分析所示，净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最密切的相关性。反映美国净固定投资呈明显下降趋势的图11印证了这一点：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1966年的11.3%降至2006年的8.1%、2021第一季度的4.7%。这说明，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放缓完全相关。

因此，很明显，美国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由于着眼于消费，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鉴于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最为密切，因此，美国这些刺激计划不会拉动美国长期GDP增速。

图11

对美国生活水平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厘清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的错误认识，有助于避免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美国政局稳定或不稳定都有直接影响。

美国长期消费增速与美国GDP增速高度正相关。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越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消费增长速度也是如此。如图12所示，实证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这表明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居民消费年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性，为-0.58。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这两项指标背向而行，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区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至关重要。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这完全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测。

但显而易见，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是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比如，索马里是世界上消费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38美元。类似地，中非共和国消费占GDP比重高达99%，但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为492美元，其人均消费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诉中非共和国居民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那将会很可笑，因为99%是消费占GDP比重，而非消费增长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由于人均GDP水平和消费增长率极低，导致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生活的消费水平极低。这一问题，以及避免混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也直接影响到政治局势，因为消费增长率（即生活水平）降低将强化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对关心现实生活的民众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人们并不关心消费占GDP比重这一完全抽象的问题。

图12印证了这一事实，即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越慢。

图12

相比之下，GDP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几乎存在完美的长期相关性（见图13）。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增长与美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7，这无疑表明美国GDP增长与美国消费增长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总的来说，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加将导致消费增长速度放缓，GDP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

图13

美国存在阻止投资增长的社会力量

到止前为止，已经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但很显然，这些错误的理念要转变为错误的政策，就必须由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单凭理论无法产生如此重大的经济影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愿意启动一个以消费为重点而给美国社会带来上述种种问题的巨大刺激计划，而不愿意启动一个促进投资的刺激计划呢？

答案在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经济体是私人资本控制生产资料。因此，启动以投资为重点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必然意味着国家的大规模干预，这将干扰资本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历史上唯一奉行以大规模投资为主导的刺激计划出现在二战期间。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

二战期间，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于1943年升至14.8%——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此外，到1944年，美国79%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国有部门。这项由国家推动的投资计划帮助美国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在和平的最后一年——1940年和1944年之间，美国经济以惊人的79%或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是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所记录的最快的短期增长。

总之，这项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与日本和德国的致命斗争中，国家对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干预是必要的，这导致美国反对资本和支持工人阶级的力量关系过去数十年发生重大转变——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间，美国经济中工资相对于利润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美国资本并不欢迎这样的政治变化。除了面临战争等致命风险之外，美国资本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国家主导型投资项目，即便这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因此，美国资产阶级尽管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实践中则践行列宁的名言：“政治必须优先于经济。”比如，除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当美国面临严重但也不至于致命的危机（如新冠疫情）时，美国资产阶级准备接受以消费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因为这些计划不会干扰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但它不准备接受以投资为核心的刺激计划，因为过往的经验表明，这将侵犯其对生产资料的独家控制权，并巩固工人阶级地位。

但“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样的错误观念，符合美国资本的利益，因为这会如他们所希望的，避免得出政府应干预经济并刺激投资的政策结论。所以，如上文所示，美国资本乐于接受以消费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即便这样的经济政策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然，在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不被视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在刺激计划中同时利用投资和消费的原因，同理中国也可以对刺激计划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结论

总之，世界经济当前出现问题和美国内部有动荡迹象，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严重错误造成的。

• “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几乎没有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对美国消费的巨大刺激，意味着经济的需求侧出现大幅增长，而供给侧方面几乎没有增长。在美国经济没有大量闲置产能的情况下，这样的组合意味着通胀飙升不可避免。这轮通胀浪潮破坏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也持有且相信“消费是生产投入，可对GDP增长作出贡献”这种错误的观念。这一错误的观念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表明，摒弃这种错误的观念至关重要。

•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可以接受消费刺激，但不想要任何投资导向的计划，因为这会干扰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资产阶级的利益占了上风，尽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此举会带来不良影响。幸运的是，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资产阶级没有同样的能力阻止投资成为中国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 除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高通胀短期影响外，它们也无法提振美国长期经济增速。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提高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而净固定投资是关乎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上，由于美国的刺激计划，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反而略有下降。因此，除了短期的负面经济影响外，美国的刺激计划不会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速产生任何影响。

• 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因此，由于美国刺激计划未能提高净投资水平，因此美国经济仍处于缓慢增长期，美国消费增长率将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符合以下事实：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背向而行—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 随着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背向而行，特朗普/拜登刺激计划略微提高了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这意味着美国中长期消费增速将有所放缓。

• 对民众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消费占GDP比重这样抽象的问题，而是消费增长率。因此，消费增长放缓在美国引起了政治不满和不稳定。也就是说，美国刺激计划犯错，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引发政治动荡。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出现重大失误，这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并引发美国自身经济和政治动荡。事实清楚地表明，与美国的宣传相反，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而非乌克兰战争。

中国要应对当前日益恶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并制定正确的政策，自然需要准确分析自身经济形势。但是，给美国带来重大破坏性后果的一些错误理论，以及据此制定的政策，却被某些中国媒体奉为圭臬。因此，要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国就有必要拒绝这些错误的理论，以避免犯与美国相似的错误。鉴于此，分析美国经济政策出错的原因，对于中国制定成功的经济政策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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