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房价比物价上涨幅度更大

打击美国消费者的不仅仅是快速上涨的物价，还有涨幅更大的资产价格。房价异常高涨印证了这一点。现在的房价上涨幅度甚至超过2005-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如图6所示，2022年3月，美国房价同比上涨20.6%，涨幅甚至超过次贷危机前14.4%的峰值。

图6

美国拖累全球通胀加剧

由于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美国的这轮通胀潮必然会蔓延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最迅速、最直接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如图7所引用的全球主要大宗商品指数——CRB商品指数所示，大宗商品价格从2020年4月21日的低点112.9飙升至2022年6月6日的348.3。也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在两年内几乎上涨了两倍，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冲击。

图7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恶化

美国需求侧大幅增长而供给侧方面没有显著增长的第二个后果是，随着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以缓解供给不足，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如图8所示，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2.5%升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4.8%，这已开始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出现的创纪录水平6.0%。

图8

社会与政治后果：美国实际工资下降令穷人变得更穷，致拜登支持率暴跌

美国物价快速上涨的后果是，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开始迅速下降——截至2022年3月，美国实际工资下降2.7%。但与打工者实际工资下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上涨，美国最富有的人却迎来了财富快速增长。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正如一项有关美国亿万富翁的研究指出：“美国税收公平研究所（ATF）和美国政策研究所（IPS）分析了《福布斯》的数据后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豪们的财富总额增加了2.1万亿美元，增幅达到70%——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疫情爆发时的不足3万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10月15日的逾5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大量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资源正被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

“据美联储估计，745位亿万富翁目前拥有的5万亿美元财富，比美国收入垫底的50%家庭所拥有的3万亿美元财富多三分之二。

与这些亿万富翁财富大幅增长相比，新冠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毁灭性影响：近89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逾4490万人感染新冠，逾72.4万人死于新冠。”

随着通胀飙升，实际工资暴跌，社会不平等迅速加剧，拜登政府的支持率暴跌也就不足为奇了。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从就职时的53%降至2022年5月的41%。路透社/益普索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6%，反对率则升至59%。毫无疑问，经济问题是导致选民对拜登日益不满的原因。民调显示，美国人压倒性地认为经济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68%的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有37%的人认为新冠疫情才是最重要的问题。鉴于选民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美国大多数评论员认为，民主党将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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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DP构成发生变化，令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最后，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最直观的认识，表1为大家呈现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构成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

1，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1.0%，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

2，产品积压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8%；

3，剔除折旧因素后的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2%；

4，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的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也在显著恶化——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扩大2.4%；

因此，总的来说，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其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是：

• 如不断恶化的贸易赤字所示，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源/资金流入；

• 这些额外的外国融资主要用于增加消费，而不是投资——按美元计价的美国净固定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占GDP比重反而略微下降。

因此，很明显，特朗普/拜登的消费刺激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表1

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总体影响：破坏世界经济稳定

上述分析证明，美国 “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起因于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完全不实——通胀急剧上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而这场战争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更糟而已。美国通胀率急剧上升是可预见的，这应完全归咎于美国推出的庞大消费刺激计划。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指出：“这不是普京的错。物价上涨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开始了……通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因此，美国的这些刺激计划产生了负面经济后果。他们增加了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但却破坏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导致美国民众收入下降，拉低了拜登政府的政治支持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已很难想象美国政府会推出什么更糟糕的经济政策。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破坏性政策出台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显然，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应是由深层次的社会力量推动而成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但是，这些政策也反映西方经济学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而这些错误为这些破坏性的政策提供了土壤。部分中国媒体迷信西方经济学，甚至对这些错误的理论也照单全收，长此以往，将会有更多的人接受并相信这些错误的理论，且这些人将来可能会重走美国老路，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下面将首先厘清一些流行/庸俗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

西方经济学对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存在误读

一旦厘清现在颇为流行的“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认识，那么就会明白为何特朗普和拜登经济刺激计划会出现重大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了。这就像一条线串起诸多西方经济材料，引发观念混乱，并被用来掩盖经济现实。遗憾的是，中国媒体有时也同样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论认识。

最大的一个认知错误就是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如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绝大多数都着眼于消费。错误在于认为消费是GDP增长投入。例如，约翰•帕波拉（John Papola）就针对这种谬论正确地指出：“西方经济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谬论遭受系统性失败，在于未能区分消费价值和生产价值。”

最容易引起混淆的说法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国际清算银行（BIS）为例，其在一篇报告中声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同样，国际清算银行的另一篇报告声称：“消费为最近的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个人消费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三分之二……个人服务支出预计将贡献GDP增长的36.9%。”欧洲央行则声称：“2013-2018年，消费平均每季度拉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

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一旦了解消费的定义，那么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即是对生产的一种贡献，那么从定义上说，它就不是消费。但任何不是生产投入的东西都不能对生产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因此也不能拉动GDP增长。无论何时何地，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比如，要纠正国际清算银行的错误，就应确切地说成“三分之二的经济/GDP增长用于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三分之二——顾名思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它对GDP增长完全没有贡献，只是意味着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

用经济学专业术语说，消费不是生产函数投入。这在“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边缘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生产投入是活劳动（“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者的产出（“不变资本”）。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生产函数投入进行了各种分析。最著名的是索洛所创建的“增长核算法”——他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包括中间产品，当然有些增长核算法还有更详细的框架，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创建的KLEMS（资本、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务）核算体系。但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没有将消费纳入生产函数——这是必然的，因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

更简单地说，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但根据定义，它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如果某种东西是经济供给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不是消费。因此，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