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

中国实行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的代价就是贪污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由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也导致穷人补贴富人。

举个例子，传统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它们来说，资本成本最为重要。转型之初，中国是资本匮乏的经济体，政府如何补贴这些产业？其中一种资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银行和股市将廉价资金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大量资本，也能享受被政府人为调低的利率和股市融资成本。一开始，所有企业均为国有，而在双轨制下，很多私营企业在新的部门下快速发展。到如今，很多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而规模大了以后，企业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也能从股票市场融资。

这些大企业为富人所有，得到的资金来自普通农户、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的储蓄，而这些资金拥有者无法从大银行或股票市场获得融资。他们将储蓄投入金融体系，得到的银行利息和股市的回报被人为压低，以补贴拥有大企业的富人。让穷人去补贴富人，这当然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和上市，这些大企业就会去贿赂有权决定谁能贷款或上市的政府官员，这成为腐败广泛存在的原因。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资源税费的扭曲，电信、电力、金融部门的垄断和由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以及由此产生的寻租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对其进行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对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维持了将近40年9.6%的年均GDP增长率之后，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100美元，资本在中国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原来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备自生能力。这些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应该能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这样，保护补助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必不可少，而如今这成为一种特权。当然，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得到这种特权。但是，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为它们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改革应该与时俱进，需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采取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措施取消掉。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图自新华社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根据前述分析，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据安格斯·麦迪森发表的到2008年为止的历史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相同。这四个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前面提到的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长达25年或更长、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经济体。这四个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了持续20年8%～9%的年均增长率，那就意味着从后来者优势的视角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从现在起，到2028年，中国仍有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有信心，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18.6%，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占有14.9%。6%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1%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0%左右。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综上所述，在18世纪之前，在一个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经验积累的社会里，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享有优势。而当技术进步的范式从经验积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之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后。尽管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大一统，却阻碍了中国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因此，中国无法自发产生一场工业革命。在经历由此产生的挫败之后，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追赶上存在后来者优势。

然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找到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国才走上正确的轨道。但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内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国也仅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动双轨制来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务实的方式不仅使中国维持了经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务实的做法，我认为中国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我们也能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抱负。我就职于世界银行时，走访世界各国，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有着与中国领导人一样的抱负，他们也试图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但却用错了方法。他们总是将高收入国家作为参照系，并步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理论、思路和做法，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所以，我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基于自己现在有什么，也就是在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根据自己现在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然后在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低收入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它们应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这些国家应该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将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进行经济转型以消除过去不当政策造成的各种扭曲时，政府也要通过务实的方式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几点，它们就能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维持数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高速增长对高收入国家也有利。不仅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巨大的国外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够在本国找到工作，就不会像当今的欧洲、美洲一样，存在大量来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林毅夫：《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